第三部分 结果（第3/11页）

市场方面的情况就更复杂，因为市场的命运既取决于市场的性质（某种情况下是取决于市场供销机制的性质），取决于生产者专业化的程度，也取决于农业的社会结构。新的农业地区有可能出现一种极端：单一经济。这是为了满足遥远的世界市场需求所造成的。这些地区的出口贸易受控于大型港口，而大型港口里的外国贸易公司又以其独特机制加剧了（如果不是制造了）这种单一经济。守旧的希腊人经由敖德萨（Odessa）控制俄国的玉米贸易，来自汉堡的邦奇（Bunge）家族和博恩家族也即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对拉布拉塔河诸国发挥同样的作用。当大型农牧地区的产品也到了像热带产品（如蔗糖、棉花等等）一样，总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时候（国外大牧牛场和牧羊场的产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为了出口，但农作物的出口产品略少一点儿），专业化的分工局势便告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牧生产者（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非外国人）、大商行、买办以及代表欧洲市场和供应商的政府政策，都会由于利益一致而形成一种共生现象。美国南方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阿根廷的大农场主以及澳大利亚的大牧场主，他们对自由贸易和外国企业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英国人，因为他们依靠英国，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自由出售农场里的产品，又准备不顾一切地买回他们客户出口的任何非农业产品。一旦大农场主、小农场主，乃至农民都准备出售农产品时，情况就显得愈加复杂。当然，在农民的经济体系中，由大农场主投放到世界市场（此处是尚未被占领的市场）的产品，绝对比农民投放到世界市场的产品来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由于城市地区扩大，食品的需求也变得五花八门，成倍增长。这些食品需要精心培植，运输费用高昂，而且技术不易掌握。农村耕地面积的大小与能否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并无特殊关系。生产粮食作物的人，可能要为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竞争而忧心忡忡，而出售乳制品、鸡蛋、蔬菜、水果，甚至鲜肉（或是任何容易变质不能长途运输的农业副产品）的人，则不需对市场竞争太过担心。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农业萧条，基本上是国内和国际粮食作物的萧条。开展多种经营的农民，特别是以经商为主的富裕农民，在农业萧条期间，多半仍能发财。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某些最先进、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对农民破产所做的预测通常不准的原因所在，有的甚至不像要发生危机。如果某农户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因土质、气候、产品种类等因素不同而异）在某个最低限度的水平之下，要断定他无法生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要说明大农场经济一定比拥有中等或小块土地农民的经济优越，这就困难得多了，特别是这些中小农户的劳动力大多数是来自大家庭成员，不需另付工资；有的农民土地太少，不足以养活自己，因而不断无产阶级化。有些农民由于家里人口增加，吃饭的嘴多了，自己田里所种的粮食不足以让他们填饱肚子，只得离乡背井，出去寻找生计。农民阶层的队伍因此削弱。农民阶层当中多数人比较贫困，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农民的比例日渐上升。然而占有中等数量土地的农民，且不论在经济上他们的重要性有多大，就人数而言，他们不仅没有下降，有时还有增加。［在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从1858—1878年，占有极少量土地的农民，数量大规模下降；占有较少土地（1.25公顷—7.5公顷）的农民，数量亦明显下降，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数量则稍有增加。由于数量众多的小农消失——可能进入工业部门——占地稍多的农民就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以前他们只占1/3。在比利时，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农业危机期间，这部分农民的数量仍持续增加，到了1880年，估计这部分农民拥有的耕地（2公顷—50公顷）占总数的60%，其余40%为大农场主和小农所有，两者大致平分秋色。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小农农业只能维持原有的地位。］[6]

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靠着其大量需求改造了农业，因此，我们无须惊讶于本书所论时期农业用地的增加，也无须为因生产力提高而大增的产量感到诧异。但是农业用地究竟扩大到什么程度，这是一般人无从认识的。从已有的统计资料看，从1840—1880年，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增加了一半，或者说从5亿英亩增加到7.5亿英亩[7] ，其中又有半数位于美洲。美洲耕地在这段时间增加了3倍（澳大利亚增加5倍，加拿大增加2.5倍），增加的方式主要是从地理上将农业地区往内地拓展。从1849—1877年，美国小麦产区的经度往东推了九度，而其中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然，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相对而言尚未开发，这是值得牢记的。“圆木小屋”现在成了农民开拓者的标志，这个事实说明：在这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那时木材并不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