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胜利者（第2/10页）
美国还是一个新世界，是在开放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开放社会。人们普遍相信，身无分文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便能获得新生（成为“白手起家的人”），而在每个人致力奋斗的过程中，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一个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独一无二的国家，便在1870年前建立起来了。美国一度标榜它的政治形象是革命的，与欧洲王室、贵族的旧世界，与四下征讨的旧世界迥然不同。旧世界形象可能已不再那样生动，至少在它边界以外的地区已不再是。代之而起的美国形象，是一个摆脱贫困的地方，是一个经由个人致富活动为个人带来希望的地方。相较于欧洲，新世界的新越来越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
然而在美国国内，革命的美梦离结束尚远。美国仍保持其平等、民主的形象，尤其是不受限制、无政府式的自由形象以及充满机遇的形象（日后变质为“命定论”）。威廉·H.苏厄德（William H.Seward）1850年说：“大西洋国家……不断革新欧洲和非洲的政府及社会组成。太平洋国家必须在亚洲发挥同样崇高而仁慈的作用。”[3] 如果不了解这个乌托邦成分，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美国，就此而言，也无法理解20世纪的美国，虽然这个乌托邦成分日益被志得意满的经济和技术活力所掩盖，也日益转化成经济和技术活力，当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除外。这种乌托邦成分渊源于自由土地上自力更生农民的农业乌托邦思想，与大城市、大工业世界格格不入，在本书所述时代尚不甘心向大工业世界俯首称臣。甚至像新泽西纺织城帕特森（Paterson）这样典型的美国工业中心，其商业气息也还无法居于统治地位。1877年爆发纺织工人罢工，厂主们强烈抗议共和党市长、民主党参议员、新闻界、法院以及公众舆论，抗议他们不支持业主。他们的抗议其实不无道理。[4]
此外，美国的主体仍然是农村：1860年时，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总人口8000及以上的城市。这种地地道道的农业乌托邦——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农民——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动员起更大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从人口日益增多的中西部。它为共和党的组建做出巨大贡献，对共和党反奴政策的贡献更自不待言。（因为无阶级的自由农民共和国纲领，根本无法与奴隶制度牵扯到一起，对黑人也不感兴趣，因此共和党党纲便排除了奴隶制度。）1862年共和党在国会通过《公地开垦法》（Homestead Act ），这是它取得的最伟大胜利。《公地开垦法》规定：凡在美国连续居住5年者，每名年满21岁的男子可免费获得160英亩业经国家丈量的土地；居住满6个月者，可以每亩1.25美元的价格购买土地。不用多说，这种农业乌托邦失败了。1862—1890年之间，受惠于该法案的美国人不到40万户，而这期间美国人口却增加了3200万，其中西部诸州增加了1000万。光是铁路部门出售的土地就比《公地开垦法》分给农民的土地还要多，售价每亩5美元。（铁路部门因获得无数公地，遂做起房地产和投机买卖，以便从房地产和投机的盈利中弥补修建铁路和运营铁路的亏损。）无偿土地的真正得利者是投机商，是金融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自由农民的田园生活美梦已很少被人谈起了。
我们该将美国这种变化看作革命美梦的结束，还是新时代的到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神话本身便可为这时代的重要性作证，因为美国历史上两件影响最深刻、最久远、最被大众文化视为珍宝的大事，就属于这个时代：内战和西部（开发）。而在涉及西部（更准确地说是南部和中部）开发时，这两大事件又密切关联。西部开发引起了共和国内部的冲突，即代表来美定居的自由移民而且重要性日增的资本主义北方，与奴隶社会的南方之间的冲突。为了将奴隶制度推行到中西部，在1854年发生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之间的冲突。正是这场冲突促使共和党诞生。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又促使美国南方于1861年从美利坚合众国中独立出去。（脱离联邦的州包括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纳西、阿肯色、得克萨斯。一些边境的州犹豫不决，但是没有脱离联邦，包括马里兰、西弗吉尼亚、密苏里、堪萨斯。）
移民居住区向西延伸本非新的举措，只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由于有了火车，也由于加州的发展（见第五章），而使向西部扩展的速度大大加快而已。第一批移民于1854—1856年到达密西西比河，并到河的对岸定居。1849年后，西部不再是一望无际的边境地区，而是夹在两个高速发展地区之间的大片草原、沙漠和群山，那两侧飞快演变的地区，即美国东部和太平洋沿岸。横跨内陆的几条铁路同时建成，东行的铁路始于太平洋沿岸，西行的始于密西西比河，两条铁路在犹他州会合。1847年，摩门教（Mormon）将犹太人从艾奥瓦转移至此，因为他们错认为这里太过偏僻，是非犹太教人到不了的。事实上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地区（“蛮荒的西部”），在本书所述时期仍然相当荒凉，和“已开垦的”地区或中西部大不相同。在“已开垦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口已经很多，土地成了良田，甚至日益工业化。据估计，1850—1880年，在大草原、西南部以及多山地区建设农场的总劳动力，与同期东南部或早有移民定居的大西洋沿岸中部的几个州相比，几乎不相上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