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败者(第4/9页)

变化是革命性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英国人努力使当地人西化,从某些方面说甚至是同化。其原因不仅是当地诸如寡妇须火焚殉葬等陋习使他们打从心里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更是由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的需要。行政管理和经济秩序打乱了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破坏并不是统治者的初衷。经过长期辩论,英国终于采纳了麦考莱(T.B.Macaulay,1800—1859)的著名《备忘录》(1835年),选送少数几个印度人接受纯英式教育,英印官方对这几个印度人的教育和培养甚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将成为次要的行政官员。一个小小的英国派精英集团诞生了。这个英国派集团有时与印度大众相去甚远,不但姓名换成英国式的,甚至说起家乡话也结结巴巴。尽管如此,那些被英国同化得最彻底的印度人,也不会被英国人当作英国人看待。(就此,我们应向英国左派致敬,英国左派具有强烈的平等观念,1893年有一个或两个印度移民在伦敦选区当选,进入英国国会,成为印度移民出身的第一个左翼议员。)另一方面,英国不愿或无法使一般印度大众西方化,因为:(一)将印度人收为臣民的目的在于不让他们与英国资本主义竞争;(二)肆无忌惮地干涉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三)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1.9亿印度人(1871年)差别太大,很难填平这道鸿沟,只靠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行政官员是办不到的。曾在19世纪统治过印度或在印度生活过的英国人,留下了许多极珍贵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献对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见第十四章)。在这个水火难容、谁也无能为力的主旋律中,这是唯一令人欣慰的变奏曲。

“西化”最终造就了印度解放斗争的领导人物、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纲领。解放斗争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领袖,都是从与英国合作的人士中脱颖而出。他们以买办资产阶级的身份,从自己控制的领域或从其他支配方式里获益匪浅,决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现代化”。“西化”逐渐孕育出当地土生土长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逐渐与宗主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必须指出,不管这些“西化”精英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牢骚怨言,他们还是认为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他们造就了新机遇。一位未署真名实姓的民族主义者曾在《慕克吉杂志》(Mukherjee’s Magazine )上发表一篇大唱反调的文章,上面写道:“当地精英被周围虚假的光泽照得头晕目眩……他们全盘接受其上司的观点(并)对他们赋予无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业《吠陀经》(Veda ,《吠陀经》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基本经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意指智慧和光明。这里用商业《吠陀经》含有讥讽之意)一样。然而智慧之光终将把他们脑中的浓雾一扫而光。”[3] 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个特例。一般而言,对英国的抵制均来自传统主义者,然而,当时势演变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义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忆的那样时,传统主义的抵制也告销声匿迹。提拉克说,人们“先是被英国的清规戒律弄得眼花缭乱。接着是铁路、电报、公路、学校使人们目瞪口呆。骚乱停息了,人们享受了和平与安宁……人们开始说甚至盲人也能拿着镶金手杖从贝拿勒斯(Benares,即瓦拉纳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4]

1857—1858年爆发于印度北方平原的伟大起义,是英国统治史上的转折点,这次起义在英国史上习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认为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这次起义是传统印度(北方)反对英国直接统治的最后一搏,结果使得古老的东印度公司垮台。东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义者的私营企业,渐渐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机构,最终为英国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时,印度仍分成若干属地。在印度总督达尔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统治(1847—1856)下,英国开始有系统地执行属地合并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对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王国——奥德王国(Kingdom of Oudh)——的合并。[1848—1856年间,英国合并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区、西海岸的几个部分,以及奥德王国(北方邦境内,12世纪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从而使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增加了1/3。]英国这种不讲策略只求速度的强行合并,种下了起义的种子。起义的导火线是英国规定军队必须在子弹上涂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认为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问题进行挑衅。虽然起义之初只是孟加拉军队的兵变[孟买和马德拉斯(Madras)军队仍按兵不动],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暴动(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机构是群众发泄愤怒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的王公贵族,目的是恢复莫卧儿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国对土地税的修改也具有火上浇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税是公共开支的主要财源,修改土地税遂激化了经济紧张气氛。然而光是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产生规模如此庞大、范围如此广泛的造反起义呢?这很令人怀疑。人们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外来的社会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残酷的手段企图消灭他们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