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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俄国，要不是因为那场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终将继续演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当时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问当时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会发生革命，答案无疑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当时是一个庞大、行动迟缓而且无效率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皆处于落后状态，1897年时全俄1.26亿人口中，有80%是农民，1%是世袭贵族。对19世纪晚期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俄国的组织都太过老式陈腐，完全是一种官僚化的独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说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则唯一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个办法在大多数人看来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表示第二个办法就行得通。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从中庸保守到极端左派的俄国人士，都不得不成为革命分子。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后便了解到，俄国如要保住其强权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广大幅员、众多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但原始的军队。它需要现代化。俄国和罗马尼亚一样，是欧洲最后的农奴制度根据地。1861年农奴制度的废除，原是为了将俄国农业拉进19世纪，然而，这项政策既未造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农民阶级（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章第2节），也未使农业现代化。1898—1902年间，欧俄部分的谷物平均产量，只有每英亩不到9蒲式耳，而同时的美国却有14蒲式耳，英国更高达35.4蒲式耳。[10] 虽然如此，大片开辟的外销谷物生产区，还是使俄国成为世界的主要谷物供应国。由19世纪60年代早期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全俄谷物的净收获量增加了160%，外销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这却也使俄国农民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在世界农业的不景气期间，小麦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11]

虽然1891年的饥荒使人注意到农民的不满情绪，可是由于农民在村落之外基本上无人闻问，这为数几近一亿人的不满，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这种不满，不仅因贫穷、缺乏土地、重税和低谷价而尖锐化，同时也可通过集体村社这个潜在的重要组织予以凝聚。矛盾的是，这些集体村社是因为农奴解放而加强了其受官方认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于某些官吏认为它们是对抗社会革命分子的忠诚基地，而予以增强。不过却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催促尽快将村社废除，把土地转为私人财产。革命分子也因类似的辩论而分裂。民粹主义者（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认为革命的农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直接社会主义化的基础，从而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的惨剧。可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却认为这已不再可能，因为公社已经分裂成互具敌意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也欢迎这种发展，因为他们比较相信工人。在这两种辩论中，双方都宣称农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个欧俄省份中，公社拥有80%的土地，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决定而重新分配。诚然，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地区，公社的确正在崩溃，但比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几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坚实。在它仍然坚实强固的地方，它有时会为神圣俄国的沙皇表达村落舆论，但有时也会发出革命的呼声。在它遭到侵蚀的地方，它将绝大多数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发动声势浩大的抗御。事实上，对革命而言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村落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还不足以妨碍全体农民（不论贫或富）一致参与大规模运动，以对抗乡绅和政府。

不论他们持什么样的看法，俄国公众生活（不论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对于土地改革处理不当而且忽视农民。事实上，由于政府将农业人口的资源用在19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工业化之上，遂使农民原已强烈的不满更为强烈。因为乡村代表俄国的大宗税收，而这份税收同高保护性关税以及庞大的外来资金一样，都是专制俄国实行经济现代化以增加国力所必需的。私人资本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的混合，其结果十分可观。1890—1904年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于修筑了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而在19世纪的最后5年间，煤、铁和钢的产量也都增加了一倍。[12] 但是另一方面，专制俄国现在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集中在几个主要工业中心的庞大工厂复合体中。因此，俄国也开始出现劳工运动，而劳工运动显然致力于社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