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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它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人口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27] 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使得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裹足不前，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也认识到：唯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8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会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孤立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只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稳固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民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小工匠和小商人，其数目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相衡量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例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跻身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的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无一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困。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谴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垃圾自动处理机。“进步”，如果只作为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