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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越来越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修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例如瓦斯、供水和垃圾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即将被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被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劳动力廉价国家,比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工人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动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规模更大,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佣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需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ö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4] 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5]

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儿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把他们当有钱人来尊重。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卖力气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领域。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了家仆。

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量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 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佣的工人几乎增长了6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佣工人或雇佣十个以下工人的小作坊,这类小作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作坊雇佣的工人占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6] 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