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第6/9页）

因此，对有意追求名利的人来说，有幸的是，后拿破仑时期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活动明显扩张的时期，不过，这种扩张很难大到足以吸纳日益增多的识字公民。1830—1850年间，平均每人的公共开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国增加40%，在俄国增加44%，在比利时增加50%，在奥地利增加70%，在美国增加75%，在荷兰增加90%以上。（只有在英国、英属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几个落后国家，按人口分摊的政府开支维持稳定或下降，而这个时期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之时。[14] ）这种增加的情况，部分可归因于军队这个显而易见的赋税消费者。尽管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战争，军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却还是比之前要庞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国的军队总数为例，其中唯有英法两国的数字，低于1810年拿破仑力量臻于顶峰之际。其他大国，如俄国、德意志和意大利诸邦国，以及西班牙，实际上拥有更庞大的军队。这种增加的情况，也可归因于国家旧职能的发展以及新职能的取得。认为自由主义敌视官僚制度，是一种基本的错误观念。（那些具有逻辑思想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激进的边沁学派，并不曾犯这种谬误。）自由主义只敌视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敌视政府干涉那些最好是留给私营企业去办的事情，以及敌视过多过滥的税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口号，掩盖了下列事实：剪除了无效率和干涉性功能的政府，会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强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拥有现代而且经常是全国性的警察武力：法国始于1798年，爱尔兰始于1823年，英格兰始于1829年，西班牙始于1844年；除英国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拥有公共教育体系；除了英国和美国，公共铁路服务也归或将归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经营日益扩大的邮政服务，用以满足急速增大的商务和私人通讯需求。人口增长迫使国家维持一个更大的司法系统，城市增长和城市社会问题也要求一个范围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统。无论政府的职能是新增还是旧有，都日益依靠一个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单一的、全国性的文官体系去执行，其中的高级官员，由各国的中央权威任意调遣和升迁。这种有效率的服务虽然可以大量减少官员数量、消除腐败和兼职差役，并可降低行政单位的成本花费，然而却会创造出一个更令人可畏的政府机器。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职能，看来都超出了大多数前革命专制国家最狂放时的梦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规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评估和征收税款。征税的水准也超过从前甚多，甚至也曾间歇实行累进所得税率，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政府得以维持的原因：实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其1840年的政府开支，竟相当于独裁俄国的4倍之多。[6]

传说拿破仑的士兵会在军用背包里携带军官肩章，作为他最终取得元帅权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职位却很少在实际上等同于这些军官肩章。1839年时，法国计有13万名文职官员，[15] 其中大多数是邮递员、教师、低层征税官、司法官员，以及类似人员；甚至于内政部的450名官员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员中，大多也是普通办事员，从狄更斯到果戈理的文学作品，都把这一类人描写得淋漓尽致。除了公职特权外，他们难得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他们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种稳定的节奏终身挨饿受穷。只有寥寥可数的官职，称得上是一份中产阶级的好职业，从经济上看，诚实的官员不可能在过得去的舒适之外，指望更多东西。19世纪中叶的改革者，在英国文官制度中设计了“行政管理级”官员，以作为适合中产阶级的级别，但即使是到今天，该级行政官员也不会多于3 500人。

虽然小官吏或白领工人的情况简朴如此，但若比起劳动贫民，他们还是像山峦般高高在上。这些人不需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但他洁净的双手和雪白的衣领，都使他偏向富人那边。他们身上通常都带有公共权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队领取登记着他们生活的文件，他对这些人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可以告诉这些人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较落后的国家（以及民主的美国）兄弟子侄可指望通过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许多不那么落后的国家，他不得不受贿。对于无数的农民或劳工家庭，对于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小官吏、教师和神职人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触及的，这座喜马拉雅山是他们的儿子有可能攀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