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族主义（第6/6页）

在上述地区之外，我们很难发现什么类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因为产生民族主义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事实上，如果有任何日后将产生民族主义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中，它们通常都反对那种由传统、宗教和大众贫困结合而成的势力，然而这三者的结合体，却正是抵抗西方征服者和剥削者最强有力的核心支柱。在亚洲各国逐渐兴起的当地资产阶级分子，此际正在外国剥削者的保护下进行这类行动，孟买的帕西人（Parsee）社群就是个例子。即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亚洲人，不是买办就是外国统治者或外国公司的小职员（与散居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希腊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推动西化，在其同胞之中引介法国大革命和科技现代化的思想，进而反对传统统治者和传统被统治者组成的联合抵抗（这种形势与意大利南部乡绅——雅各宾派没什么不同）。于是他们从两边把自己疏离于同胞之外。民族主义神话经常模糊掉这种分离不合的现象，部分是借由隐瞒殖民主义和当地早期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部分则通过赋予早期的仇外抵抗一种晚近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世界，甚至在非洲的更多国家，开明思想与民族主义，以及两者与群众的联合，要到20世纪才会出现。

东方民族主义因此是西方影响和西方征服的最后产物。这其中的关联也许在埃及这个十足的东方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此际的埃及，已奠定其成为第一个近代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以外的）的基础。拿破仑的征服为埃及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其价值很快就被能干而且雄心勃勃的当地军人穆哈默德·阿里所承认。在法国撤出后的混乱时期里，埃及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取得大权和事实上的独立，之后在法国支持下，阿里利用外国（主要是法国）的技术援助，建立了一个西化的高效率专制政府。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左翼为这位开明专制君主欢呼，而当他们自己国家的反动派令人心灰意冷时，他们就投身到他手下效力。圣西门派的一个特别支系，在提倡社会主义或提倡利用银行家和工程师的投资从事工业发展之间犹豫不决，遂暂时向阿里提供了集体援助，而且为他统筹经济发展计划。这样的援助也为苏伊士运河［由圣西门派的雷赛布（de Lesseps）建成］，以及埃及统治者致命地依赖于互相竞争的欧洲诈骗者的大笔贷款打下了基础。这使得埃及在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较量的战场，以及反帝起义的中心。阿里绝不比其他东方专制君主更倾向民族主义，但是他的西化，而非他或他的人民的热忱，却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埃及开创了伊斯兰教世界第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那么摩洛哥则是最后一批之一。这是因为阿里（因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原因）处在西化的主要通道上。而远居西陲、孤立、自我封闭的穆斯林酋长国，却没有这样的地缘关系，而且也没在这方面做任何尝试。民族主义像近代世界的许多特征一样，是这场双元革命的产物。

[1] 18世纪早期，在德意志的全部书籍中，只有60%是用德语的，自那之后，这一比例平稳上升。

[2] 锡克人运动迄今仍大多自成一体。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当地人的战斗抗争传统，使那个地区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早期中心，并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而且是极传统的领导人，特别是提拉克（B. G. Tilak）；但这更多是印度民族运动中，一个地区性的而非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像马拉特民族主义那样的东西，在今天可能还存在着，但其社会基础是广大的马拉特工人阶级和没有特权的下层中产阶级，对抗在经济上和直到最近仍在语言上占统治地位的古吉拉特人（Gujeratis）。

[3]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南斯拉夫政权已将以前划归为塞尔维亚的民族，分裂为更符合实际的次民族共和国和行政单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科索沃——梅托希亚（KossovMetohidja）。根据19世纪民族主义的语言学标准，他们大多属于同一单元的“塞尔维亚”民族，只有与保加利亚人更接近的马其顿人，以及位于科斯美特（Kosmet）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除外。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未发展成单一的塞尔维亚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