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朱批御旨》解题：其史料价值

一 序言

《雍正朱批御旨》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书籍之一，我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试着为这本书解题之际，请读者原谅，我将从这本书与我个人的关系讲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决心通读《十一朝东华录》，从天命朝开始读，经过顺治朝、康熙朝，在读到雍正朝的时候，感觉到清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对此详加考察，追其根本，发现雍正帝这位天子所具有的个性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很想了解雍正帝其人其事，于是找到了《雍正朱批御旨》这部书。昭和二十二年的暑假，我抛开读到一半的《十一朝东华录》，转而埋头阅读《雍正朱批御旨》。此后两年我在京都大学以“雍正帝及其时代”为题开设特别课程，接着下一年（昭和二十五年）我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作为岩波新书之一问世。我之所以挑选这样一位看起来没有销路的天子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想要试着将其人其事写出来的冲动。

《雍正朱批御旨》是历来被清史研究者一再使用的书，但大家对它的使用方法似乎流于零碎而随意。而且雍正这个时代、雍正帝这个人似乎也不应当仅仅被简单评价为夹在康熙与乾隆之间的过渡性的时代和过渡性的天子。关于此事，甚至有以下奇谈。

在日本帝国主义兴盛之时，有数名以“中国通”自诩的人曾在北京的日本使馆里聚会，山南海北地闲聊之时，谈话偶然涉及雍正年间的事情。当其中一个人提出雍正这个年号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时，一个自称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人解释道：“这是清朝初期，康熙之后、乾隆之前的年号。”然而同席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中国通”打断了他：“没有的事。众所周知，清朝初期的年号中，康熙、乾隆这两个年号是连续的，中间定然没有插入雍正的余地。恐怕雍正是明朝的年号吧。”在历史学家目瞪口呆的时候，在座的其他人一齐附和那位似是而非的“中国通”：“的确如此。康熙、乾隆是人人皆知的连续的年号，‘历史学家先生’哪里记错了吧。”最终，雍正被认定为明朝的年号，“历史学家先生”的说法被当作错误的答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被否决（《漫笔：多数决》，载《伊东忠太郎建筑文献》第六卷）。

我认为这个小插曲非常有趣，曾经一度将其写入拙著《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的序言之中，但在向同僚们征求意见的时候被泼了冷水。他们认为一般群众不会觉得这件事那么有意思，因而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最后只能从序言中将这一插曲删除了。

在我们看来，雍正帝的统治时间不过十三年，但正是这十三年奠定了清朝国内的基础。雍正帝的才品在清朝首屈一指，其父康熙帝和其子乾隆帝亦难以望其项背。我在这里将“我”改成“我们”这一复数形是因为我试着询问了一下，同事安部健夫教授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其实，安部教授早在我之前已经通读了《雍正朱批谕旨》。于是，我和安部教授商量，决定募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底重读《雍正朱批谕旨》，将其中的史料分门别类做成卡片，为雍正时代绘制详细的剖面图，以此为理解清朝史乃至中国史助一臂之力。我们将每周五下午定为讲读原文的时间，从昭和二十四年（1950）开始，至昭和三十二年（1958）一直坚持了八年，在我们同事所举办的讲读中没有哪个持续过如此之久。有些年份，我们甚至不分寒假、暑假持续不断地进行，甚至有时到了年末除夕时仍旧使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会议室，连办公室都提出抗议，称我们有碍用火安全，给他们造成了困扰。这也证明了《雍正朱批谕旨》本身是本相当有趣的书籍。若不是如此，它也不至于让人如此痴迷。在慢慢积累中，我们到了脱离文献研究并开始试着对历史进行总结的阶段了。昭和三十一年，我们获得文部省的科学研究费的补助，开始着手进行“雍正时代史的综合性研究”。

我们最初使用的原文底本是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木刻雕版印刷本，这个版本与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相比，形式上多少有些差异。此外还有一个石印本，因为石印本的原文正确无误，可知前两种木刻雕版印刷本都不是原版。原版无疑是殿本，因此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得到一部殿本的《雍正朱批谕旨》。

巧合的是，昭和二十九年夏，我因为其他事情去东京，在从东京大学正门向学士会馆走的途中，顺便走进森川町的旧书店看看，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破旧不堪的书帙。是什么书呢？我打开书帙一看，正是殿本的《雍正朱批谕旨》，而且十八函一百二十册完整无缺。听书店的人说，这套书是数日前从广岛方面进的货，昨天刚刚陈列到店里。我赶紧飞奔回京都，奔走筹集书费八万日元，多亏同事们的热情相助，最终将它买回了文学部。我不得不认为这完全是雍正帝的英灵指引我与这部书发生了邂逅。但是查阅殿本后发现，有些在其他版本中文字有疑问的地方，利用这个版本也无法得到解决。虽说是殿本，也不是绝对没有文字错误，如“冰蘗”被误写为“冰蘖”（第二册，齐苏勒，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条目）。可以利用以殿本为主的数种《雍正朱批谕旨》，是我们莫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