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5/15页）

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6]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见图64）

1964年，约翰逊为美国大选奔走活动之时，越战已经在逐步升级。8月，北越军舰在东京湾地区疑似向一艘美国船舰开火，约翰逊断言这是一桩侵犯美国的行为，国会因而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这份决议案虽然不是正式的宣战书，却具有同等的效力，允许采取“一切必要举措”抗击北越。次年3月，美国发起滚雷行动，对北越地区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一周后，约翰逊在国会面前重提“美国的承诺”。“这是古往今来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往昔的帝国在我们国家面前不值一提。然而，”约翰逊在结尾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位建造帝国、追寻宏图、扩张势力的总统……我想当这样一位总统：帮助终结人们之间的仇恨，促进各种族、各地区、各党派之间的友爱，帮助终结这个地球上兄弟之间的战争。”

图64 1965年4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向一幅越南地图（马里恩·特里科斯克于1965年4月26日拍摄）。在前一个月，美国开展了三项军事行动来袭击北越、保卫南越：滚雷行动、火镖行动和弧光行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4155）。

“垮掉的一代”

有人说，如果你忘不了20世纪60年代，那么你可能并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这句嘲弄看似荒谬，却非常精准。美国在越南遭受打击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道德律令。从当时的反战游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民众对越战的看法。1969年，《生活》杂志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时为其贴上了“动荡与变化”的标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在进行的越战，也是因为就在前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相继遭到刺杀。这些事件比近五年前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事件甚至还要令举国震惊。不过，和其他大多数媒体一样，《生活》杂志在思考美国历史的这个阶段时，对于美国实际上所经历的“巨大力量和改变”的报道还不够翔实。媒体常常大肆宣扬20世纪60年代是个险里逃生的年代，但在如今看来，这个年代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当然，如果没有越战，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还是紧随其后的幻灭感都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当时以及后来被认为是激进主义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反对势力而存在，但这些反对势力并不是在越战中才产生，而是在越战中、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增强。在1964年约翰逊竞选美国总统和1965年越战升级期间，一些乐队的歌曲似乎正是当时反叛（在经济上却又精明）的年轻一代的例证。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在1964年举办了首轮美国巡演，他们的出现在群众里引起了狂热的反响，似乎也为这一代人定下了基调：这代人的情感在音乐和道德的问题上尤其容易爆发。“时代在变。”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同一年向美国人说，他在歌词中也指出了代沟的存在，而这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美国土地上的父母们”被建议不要去批评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而他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想要将这些唱片和光盘扔到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