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

美国是一块大陆中的一片。美国是一群控股公司，是一些工会组织的集合体，是一套小牛皮封面的法律书，是一个广播网，是一群连号的电影院……美国是一帮穿着制服被埋葬在阿灵顿公墓的人。美国是你离家后的通讯地址上最后的那几个字母。但是多数情况下美国是人民的言论。

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1938年

1921年11月9日，星期三，持续的降雨和灰蒙蒙的天空让人难以看清波托马克河上正在溯河航行的海军奥林匹亚号。这艘船之前是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的旗舰，由于在美西战争期间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表现而名声大噪。这一次，它将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美国士兵的遗体运回国，这也是它在退役前的最后几次行动之一。在一片灰茫之中，旁观的群众不大看得清船的轮廓，却还是能够根据奥林匹亚号经过时礼炮的鸣响声判断出船的位置。船上运送的灵柩将会停放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供公众瞻仰，夜里也会有仪仗队守灵。据媒体报道，遗体抵达时举行了简短的典礼，出席人员仅有总统沃伦·哈定及其夫人、潘兴将军以及其他几位军队高官。第二天，阴云散去，在官方正式敬献花圈之后，人群开始涌来凭吊。据《纽约时报》报道，前来凭吊的人群真正是一条“人性的河流，美国的男女老少，那些继承传统的美国人，那些上帝的选民”，“是这个国家流动的生命线——一条缓慢但势不可挡的人性的湍流，涌来为在法国阵亡的美国士兵的英勇作证”。

图49 阿灵顿公墓无名烈士葬礼上的群众（1921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1754）。

第三天正是休战纪念日，在这天，这位无名士兵代表无名烈士们被安葬在阿灵顿公墓。总统在悼词中提醒听众，这次葬礼“不只象征着政府对其行为的赞赏，也暗示着在这个国家的心中，有一座坟墓存在”（见图49）。阿灵顿代表的是“民族良知的武装力量”的安息之冲突，不再是对作战力量的考验”，而仅仅是“残忍的、蓄意的、科学的破坏”[1]。

因而，在这些庄严典礼的核心是一种愈加清醒的观点：在这个国家的心中有一座坟墓。这种说法放在今天也许司空见惯，但对于1921年的美国人来说却是陌生的。一方面，对于这个5年前才纪念过内战50周年的国家来说，“英勇烈士”这种说法不算新鲜；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极端破坏让他们更有凭证去相信一战和美国内战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常、一种疯狂，让人类遍体鳞伤，也更加审慎。对于那些见证了无名烈士葬礼的美国人来说，这场葬礼标志着结束而非开始。他们认为，就如哈定承诺的那样，“再不该要求这样的牺牲”。

事实当然不会如此。这场葬礼是美国牺牲的一个最著名的象征，它当然既代表了一种结束也代表了一种开始，但却不是美国参与全球冲突的结束，而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及其冲突中的开始。不过，美国并没有着急行动。恰恰相反，对一战感到震惊的美国选择了退出欧洲事务，即使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至少也是不情愿承认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更不用说去扮演这个角色。之所以不情愿承认，一个原因就是，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是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虽然对其胜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与此同时，由于这个国家里还有许多人的亲友阵亡未归，无名烈士的葬礼能够引起特别的共鸣。美国的欧洲战争公墓足以表明，这个国家将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从法国叙雷纳公墓特别运回的士兵残骸里裹挟着法国的泥土，美国在容下这些泥土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一战虽然没有努力地去缔造、却以最悲剧的方式加强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联系。

虽然美国在一战中的伤亡人数仅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一，这并不意味着战后时期的美国人就一定比欧洲人过得容易。进步时代的美国正忙于建立起高于一切的秩序，这种秩序此前遭到了战争的威胁。事实上，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可以说一直都在潜在的混乱之中建立秩序，从各州之中建立国家，武装打压地方势力，将移民美国化，尤其是在来自各州的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之中努力缔造一种团结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直都在运用人们的想象，引发人们的关注。1921年11月，人群涌向阿灵顿公墓去聆听总统谈论那些“唤醒世界”的无私奉献的无名烈士时，刚刚才挨过了一段美国前所未有的充斥着局势动荡和种族暴力的糟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