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时代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第2/3页）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的方向。中央党虽然保持稳定的支持率，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得不疏远与天主教的联系。因此，中央党在威廉时代的德国政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稳定的力量。自由派继续分裂，一边是较为右翼的民族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另一边是中间偏左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在自由派两大阵营内部还有分歧，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特定议题方面，还包括整体的政治倾向方面。自由派获得的支持率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基本保持不变，只有一点小波动。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保守派干脆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因此，保守派变得更为强硬、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希望能从极端主义的小党派那里将选票吸引过来。19世纪90年代，这些小党派的支持率的确不低。如此，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联合政府很难实现，也很难保证政策的长期连贯一致。

1891—1894年卡普里维（Caprivi）当政期间，政治转向所谓的“新路线”（new course），致力于社会和谐，安抚社会主义者、少数民族、天主教、工业家等利益集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满终止，社会福利法的政策继续推进，其中包括对工作条件的规定和对童工、假日工作的限制。此外还建立了法院，负责对工业纠纷进行仲裁；提出累进所得税制。然而，这些措施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够的，还惹怒了右翼分子。说到底，1891—1894年的一系列商业法规对一些实业家来说更为有利，由于关税的降低，他们获得了重要的市场。然而，生产粮食的地主阶级保守派却对这些法规十分不满，他们建立了农场主协会（Bund der Landwirte），成为代表农业利益的强大利益集团。卡普里维政府最终由于试图改革军队而遭到了议会的百般阻挠。1892年，遭遇了这次失败之后，卡普里维以微弱优势在解散重选后的议会中赢得多数票，并通过了一项折中议案。卡普里维最终成了一系列阴谋的受害者，当时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连皇帝都想发动一场政变。1894年，卡普里维被迫辞职。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业利益，其特征是反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著名的“铁与黑麦的联姻”政策也恢复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精英达成了妥协。“精英的消极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观念发展起来。1897年，普鲁士财政大臣米克尔（Miquel）用集体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来指代联合不同的利益团体、最终达成共识的政治模式。在相对消极的“各方利益的团结”（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农业和不同工业领域的精英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下层敌人和他们所察觉到的威胁。在霍亨洛厄执政时期，外交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军联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于1897年被任命为海军元帅。海军联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样，背后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克虏伯（Krupp）、施图姆（Stumm）等工业巨头强大的财源支持。蒂尔皮茨认为，德国应当大力扩充海军。这既能够起到威慑作用，还能与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抗衡。虽然德国的殖民地并没有英国的重要，但蒂尔皮茨还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国内煽动民众支持德国海军的扩充。德国海军作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纪之交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之后，霍亨洛厄于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ülow）的任期为1900—1909年。为了平衡工农业利益，比洛恢复了一些商业法规，同时提高了特定的关税。1902年实施的新关税法对易北河东部的谷物生产者十分有利，因为法案实际上杜绝了从俄国进口便宜的谷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利益却遭到损害。对于主要以面包为口粮的工人阶级，政府恢复了一些福利法案来安抚他们。同时，政府宣扬“社会帝国主义”，即煽动民族主义热情来支持海军，渴望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1897年经济短暂上行后，1903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尤其是在用于海军建设计划的开销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衡各项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税。联合政府也很难顺利运转。1907年比洛放弃了中央党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比洛阵营” （Bü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觉。但这个阵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纵言辞导致了对外关系的紧张，酿成了所谓的“‘每日电讯报’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对此次事件，议会各党派的意见不一。比洛阵营对于财政改革的意见不合，于是阵营解散后，比洛不得不于1909年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