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第3/4页）

总体来说，随着18世纪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开始传播，越来越多人靠自己获得知识，公众讨论也十分热烈。17世纪末，用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书籍占了一半，而18世纪末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则努力尝试通过资助的方式传播启蒙运动思想，扩大影响力。在德国，除了书籍的出版数量呈上升趋势，报纸、杂志和各种期刊发行量也爆炸性增长。许多读者是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群体，有些报纸、杂志甚至专门面向这些群体。像许多成长小说中描绘的资产阶级一样，妇女和女童的学识素养也开始提升。成立了诸如科学协会、职业组织、政治协会、共济会成员的地方分会（最初于1737年在汉堡成立）的新组织，以方便成员间互相讨论。这些组织提供图书馆和讨论室，促进了各种消息和观点的传播。一些大学也于18世纪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18世纪末，柏林流行举办沙龙，举办者多为女性，其中大多是犹太人。

参与启蒙运动思想传播和讨论的多是低级公务员和小邦国的官员。他们关心“一个秩序井然的警政国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罚、经济、行政和社会关系。一些官员试图将启蒙思想诉诸实践，由此产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区获得的成效不尽相同。例如，1737年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着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并积极推动改革。符腾堡颁布的《虔信派教徒诏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启蒙思想家比尔芬格的影响，正式给予了虔敬主义者以宗教宽容。在世俗机构发起改革的同时，许多牧师也认为，宗教的虔诚应当是追求实践的，以帮助世人为目的，而非反对启蒙运动，因此这些牧师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学家们在“开明专制”的概念上争论不休。这个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后一直在历史书上重复出现。很明显，一些领主是有意识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对有关法国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他还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就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即位后，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宫廷，自己也被称作是“无忧宫的哲学家”[无忧宫（Sans-Souci）是宫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也应当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其直接原因的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于更为迫切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目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和专制统治（或意图专制的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奇怪的是，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看法却是，它本质上是无政治倾向的，因为它一边鼓励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边仍旧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点和刚刚提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其实并不冲突。受到启蒙的官僚和牧师并不会质疑君主的权威，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是在受到启蒙的君主统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进行政工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狭隘的专制统治，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启蒙运动能够由依赖并支撑邦国发展的官僚阶级完成，而不像法国那样，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来推动。

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可能是一切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观点中最普遍推论的源头。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有勇气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进行思考，拒绝服从其他权威。然而，他很清楚，德国正处于一个正在启蒙的“启蒙时代”，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有能力自治的启蒙后时代。（康德发表了一些言论贬低女性，认为她们缺乏理性。）并且，为了让人们有思考的空间，也需要强大的统治者维持稳定的政局和井然的秩序。在一个共和政体中，质疑未必那么自由，因为当时政局不如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邦国稳定。康德的这篇文章措辞模糊，因此有多种解释，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力量和精神的分野，即传统二元论已经广为人知，它是后续的德国思想学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最早源于路德教派的神学思想）。

当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法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成就斐然。例如康德的认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哲学。康德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和外部强加的分类来“认识”现实的。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学者指出，这些分类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普世产物，而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康德还提出了关于普世道德、和平和世界公民的一些重要思想。黑格尔从观念论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历史、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思想学说。和黑格尔一样，康德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