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1537～1743（第2/8页）

他的反对者们就远没有他这么果敢坚决了。社会底层民众之所以选择支持科西莫，是因为之前的共和国并没有给这一群体带来什么好处；还有一批人是因为愿意支持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的后人而团结在一起的；除此之外重新组建起来的民兵组织和佛罗伦萨几个最重要的贵族家庭也都是支持科西莫的，这样科西莫的势力就渐渐压制住了他的敌人们。科西莫在西班牙军队的帮助下，化解了被流放者团体（Fuorusciti）的威胁。那些被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的人团结在一起，打算策划推翻科西莫的统治。1537年7月，被流放者军队在普拉托附近的蒙泰穆尔洛（Montemurio）被彻底击溃。据当时一个锡耶纳人的观察记述，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小球！小球！胜利！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佛罗伦萨。“欢乐的气氛充满大街小巷。科西莫宫殿一层的窗口处不断有人向外抛掷面包。还有两根木质的管子伸出窗外，里面不停地流出葡萄酒。”

这样的免费娱乐其实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所谓的欢庆并非真的如那个锡耶纳人看到的那样源自全体群众自发一致的感受。被流放者军队中有许多年轻人都是佛罗伦萨最卓越家族的后人，而带领他们的则是皮耶罗·斯特罗齐，也就是伟大的菲利波（the great Filippo）的儿子。皮耶罗虽然得以逃脱，但是他的一大批同伴都被俘虏，在经历了耻辱的全城游街示众之后，又被判处了严酷的刑罚。16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很多人死在了牢狱中；侥幸逃亡他国避难的，也都被追查出来暗杀了。

流放者叛乱中被俘虏的四个领导者被处以砍头的极刑，连续四天，每天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斩首一人。处理完了流放者，科西莫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将仍占据着托斯卡纳地区堡垒的西班牙驻军赶走的问题。起初帝国皇帝不肯批准科西莫的要求。他打算承认科西莫的佛罗伦萨公爵身份，但前提是佛罗伦萨公国必须成为帝国的封地。皇帝既不同意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意大利，也不同意科西莫与亚历山德罗年轻的遗孀玛格丽特的婚事，而是把女儿改嫁给了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也就是克莱门特七世的继任者新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的孙子，因为皇帝觉得此时拉拢教廷比联姻佛罗伦萨更重要。不过科西莫还是设法为自己敲定了一门在政治上有利可图的婚事。他娶了堂·佩德拉·德·托莱多（Don Pedro de Toledo）的女儿埃莱奥诺拉。托莱多不但富可敌国，而且是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2]科西莫结婚后没过多久，皇帝与教皇的关系就出现了紧张。皇帝开始意识到获得佛罗伦萨公爵的支持对自己来说十分重要，于是同意了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托斯卡纳地区。

摆脱了外国势力之后，科西莫也差不多排除了政府中各个大臣对他的干涉。虽然执政团和首席执政官办公室已经依法裁撤了，但还是有各种委员会和顾问团存在。不过公爵作为所有组织的主席，可以很轻易地确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他不认可的决定。久而久之，科西莫甚至都不再费事与他们协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被“晾在一边”；而根据路易吉·阿尔贝托·费拉伊（Luigi Alberto Ferrai）的说法，枢机主教奇博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并且“是以一种极其高明的手段，既孤立了他，又不刺激到他”。

然而，科西莫本质上毕竟不是一个圆滑机智的人。恰恰相反，有时他唐突直率的程度甚至到了粗暴苛责的地步，而且常常没有礼貌，无故出言不逊。至于他处置反对者时表现出来的严厉无情更是不会因为反对者的歉疚和悔恨而有丝毫动摇。无论是把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投入最可怕的沃尔泰拉地牢，还是雇佣杀手暗杀难缠的持异议者或危险的敌对者，都不会让他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科西莫曾像被放逐者一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十年，其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辩护书》（Apologia）的作品来庆祝暴君被诛，以显示自己的无私和美德。然而刺杀亚历山德罗的洛伦扎乔最终在威尼斯的圣托马桥（Ponte San Toma）附近被人找到，并且被用抹了毒药的匕首刺死了。同样，为了摆脱圣马可的多明我会教士，科西莫指责他们“公开反对国教”，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驱逐出了修道院。对于教士们的强烈抗议，科西莫冷酷地回答道：“我的神父们，请问是谁修建了这座修道院？是你们自己吗？”

“不是。”

“那是谁允许你们居住在这里的？”

“是过去的佛罗伦萨人民和我们永远怀念的长老科西莫。”

“那就对了。如今是现在的佛罗伦萨人民和科西莫公爵要把你们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