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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危难来临，执政官们会敲响市政厅钟楼里的大钟。因为钟声低沉，像牛叫的哞哞声，大钟因此得名牛钟（Vacca）。当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年满14岁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属的小区，然后跟随在代表小区的旗帜后面统一行进到市政厅前，组成市民议会（Parlamento）。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团要先确认到场人数已超过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然后才能请求他们批准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Balia）的提议，最高司法委员会成立后将代表人民全权处理城市面临的危机。
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无比骄傲，并标榜它为实现他们所吹嘘的自由的保障。佛罗伦萨人坚信其他意大利邦国的政府都比不上他们的。威尼斯虽然也是公认的共和国，但是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威尼斯所谓的共和是由各个贵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职；而按照佛罗伦萨的法律，这样的特权是不被许可的。佛罗伦萨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还处于专制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于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途分布的各个独裁者统治的小教皇国，都还是近乎无政府的状态。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则因安茹（Anjou）和阿拉贡（Aragon）两大家族的争斗而长期分崩离析。
与这些国家相比，佛罗伦萨能有如此稳定、民主、受拥护的政府确实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作也难称民主。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社会下层民众（Minuto Popolo）被成功拒于门外，贵族（Grandi）也很难进入各种共和国委员会。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被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着，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选人名条的皮袋里。如果这其中出现任何差池，他们就可以召集市民议会，通过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变更”皮袋里的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赖的执政官被选入执政团。所以实际上，政府几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
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来说，钱的意义非同一般。有钱就是有地位，没钱就是没尊严。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诗人、运动健将、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出身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就曾说过：穷人很难“靠美德获得尊重和名誉”，贫穷“会让美德蒙上阴影”，并“让美德沦为隐蔽而晦涩的哀愁”。另一位同样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罗伦萨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瞩目和尊重，社会下层民众只要吃饱饭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还有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达蒂（Gregorio Dati）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人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周游过世界、见识过他国风土人情，然后衣锦还乡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人们普遍认定，商人的财富应当是通过“体面而重要的”交易获得的。一夜暴富会受到严重质疑，而通过“丑恶的交易”、“下流的手艺”或“挣薪水的下等职业”赚钱也同样不被看好。规模庞大、货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让经营它们的商人受人信赖，也会使从中受益的共和国信誉提升。
挣了大钱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啬小气，他们必须拥有气派的宫殿和宽阔的家庭敞廊，还要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和私人小教堂。他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家人购置得体的衣物，就算不雍容华贵，也起码要价格不菲。商人们还得给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时必须慷慨大方，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更是给自己的后代和佛罗伦萨增光。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富有，他还可以借钱给共和国政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威望。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经营一种著名的佛罗伦萨红色染料——苔红素（oricello）——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连他的家族姓氏都是从这种染料的名字衍生而来的。他曾宣称“把钱花好比挣到大钱本身带来的荣耀还要多”；花钱还能让他得到更多的满足感，他斥巨资建造的宏伟的鲁切拉伊宫就是由阿尔贝蒂设计的。[12]
不过，对于一个富有而慷慨的商人来说，想要在佛罗伦萨的社会上获得名望，光靠经营体面的生意是不够的。缔结好的姻亲关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而在共和国政府就职、服务大众的家族传统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事实上，没有哪个不曾在政府就职的商人可以自称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富商们的下一代。他们年纪尚轻就已经懂得：如果自1282年起的执政官名录上没有自己家族的姓氏，那么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o da Uzzano）是一位德高望重、富可敌国的显贵。他家墙上就挂了这样一份执政官名录，一旦出现了某个他闻所未闻的候选人，他就可以立刻查出此人是出身于古老家族，还是新近的暴发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