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立足点

1502年12月～1505年

1503年2月，达伽马起航返回里斯本，在印度海岸留下了两个脆弱的立足点，即分别位于坎纳诺尔和科钦的贸易站。卡利卡特的扎莫林怒气冲天，备受羞辱，另外还因为科钦苏丹拒不配合他铲除葡萄牙海盗而格外愤怒。很显然，与这些外来入侵者是不可能进行和平谈判的。葡萄牙人的到访越来越有规律，这很令人不安。每次季风快结束时，他们的船只就返回印度了，有时是一小群，有时规模雄壮，炫耀武力。他们用旗帜和炮声宣布自己的驾临。他们来了之后，放肆地索要香料，并提出驱逐根深蒂固的穆斯林群体的无理要求。他们向印度教文化的禁忌挑衅，大加威胁，并肆无忌惮地犯下常规的战争法则所不允许的暴行。

葡萄牙人现在开始努力在马拉巴尔海岸建立一种通行证制度，向过往船只收缴买路钱。他们发放安全通行证，以保障对他们友好的势力的船只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对贸易征收的一种赋税。后来，他们要求所有商船仅在葡萄牙控制的港口从事商贸活动，并且还要缴纳高额的进口与出口关税。通行证上的印章带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图像，这标志着印度洋世界的一个极端变革。欧洲人来了之后，大海不再是自由贸易区。通行证制度给印度洋世界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概念——领海，即由武装力量和葡萄牙的野心（主宰大海）控制的政治化的海洋空间。

如今，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葡萄牙对印度洋贸易构成威胁的全部意义。1502年12月，忧心忡忡的威尼斯人组建了一个“卡利卡特委员会”，专门请求开罗的苏丹采取行动。威尼斯驻开罗大使贝内代托·萨努多奉命“快速找到秘密的补救办法”。[1]此次行动需要最高度的谨慎。威尼斯人这是要帮助穆斯林去反对他们的基督徒兄弟，一旦泄露出去，必将成为大丑闻，所以威尼斯在开罗的外交活动极其微妙，需要严格保密。萨努多的使命是很明确的：向苏丹强调葡萄牙封锁他的香料贸易路线造成的威胁，敦促他向扎莫林施加压力，驱逐入侵者，并降低通过埃及的香料贸易的关税，以便与葡萄牙竞争。最后一点显然对威尼斯人特别重要。

在开罗，苏丹阿什拉夫·坎苏·加乌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关注——民变、贝都因部落族民对通往麦加与麦地那朝觐路线的威胁，以及空荡荡的国库。但葡萄牙人突然出现在印度洋，既让他不安，也让他匪夷所思。“法兰克人的大胆没有边际，”编年史家伊本·伊亚斯对葡萄牙人越来越多的侵犯行为评价道，

据说法兰克人已经成功地在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在分隔中国海（此处指印度洋）与地中海的一座山上打出来的。法兰克人在努力扩大这个缺口，以便让他们的船只进入红海。这些海盗活动的来源就是这样的。[2]

在马穆鲁克王朝治下的开罗那如天方夜谭一般的世界里，这样的奇思异想不断流传。苏丹对威尼斯人的建议置之不理。他对降低关税、减少自己收入的设想当然不予理睬，但葡萄牙人的暴行越演越烈。苏丹是麦加与麦地那两处圣地的监护人，是信众的捍卫者。葡萄牙人对红海的封锁影响到了他的收入，而朝觐者的自由和保护广大穆斯林的义务则事关他的合法性。“米里”号的命运影响深远。1502年冬季，达伽马还在科钦的时候，发生了第二起类似的暴行。这意味着，苏丹迟早要处置葡萄牙问题。

达伽马的舅舅维森特·索德雷留在印度，巡视更北方的马拉巴尔海岸。他在坎纳诺尔（葡萄牙与其比较友好）外海的时候，收到了坎纳诺尔国王的信，请求他扣押属于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的船只，此人刚刚离开坎纳诺尔，却没有缴纳赋税。索德雷和他的外甥一样酷爱暴力。如果坎纳诺尔国王愿意的话，他会烧掉这名穆斯林商人的船只。国王并没有这个打算，只要迫使商人交税就可以了。这位商人名叫马伊玛玛·马拉卡尔，他在索德雷逼迫下返回港口，怒气冲冲地交了税，然后离开，并诅咒坎纳诺尔国王和葡萄牙国王。

坎纳诺尔国王发出抱怨，索德雷决定代行法律，惩治马拉卡尔。索德雷剥光了马拉卡尔的衣服，将他捆在桅杆上，毒打他，并对他施加了一种侮辱性的暴行。葡萄牙人在摩洛哥时经常这样侮辱穆斯林，即往对方嘴里灌粪便。索德雷还增加了一种花样。他往马拉卡尔嘴里塞了一根短棍，将他双手缚在背后，然后把一块腌猪肉塞进他的嘴里。遭到虐待的马拉卡尔愿意交出一大笔钱，以免受这样的侮辱。索德雷的答复与达伽马回答企图用金钱赎买自由的“米里”号乘客的话类似：“货物可以用钱来买，但国王和大贵族的荣誉不卖。”[3]马拉卡尔在印度洋贸易世界中是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场奇耻大辱令他满腔怒火，寻求复仇。1504年，他亲自来到开罗，将葡萄牙人的亵渎恶行汇报给信众的捍卫者——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并要求对这些可恶的异教徒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