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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立即寻求法院发出禁止令，他从《纽约时报》上取消了所有舒伯特兄弟的广告。这场争论成了百老汇的话题，在全国流传开来，在法庭上几个月都没有解决。奥克斯的禁止令最终被否决了，因为一个上诉法庭认为，尽管一个剧院所有者不能因肤色、信仰或阶级差别而拒绝一个观众，但可以出于私人的原因而这样做。可是希望在《纽约时报》上恢复广告的舒伯特兄弟，最终承认《纽约时报》有选择自己的评论家的权利，这场恶战以舒伯特兄弟在圣诞节送给伍尔科特一盒雪茄而告终。

奥克斯提出了他的观点，即外人不要对《纽约时报》如何管理它的业务指手画脚，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克斯偶尔在读到他的报纸上一篇不诚实的或过于否定性的评论时他本人不生气。奥克斯的哲学是一种助推者的哲学，特别是就生意或社会事务而言。既然百老汇的剧院是纽约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他便希望他的评论家尽可能地去欣赏或喝彩。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立下的最后的遗嘱中，奥克斯要求他的社论版继续“对那些真诚地持不同观点的人更为公正和礼貌”，他期望他的评论家也这样。同时他期望他们坚持标准，只要一篇评论已经写成，他很少干预对它的发表。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自1925年开始的戏剧评论家的漫长生涯中，他记得只有一次奥克斯在读了一篇评论的清样后亲自找他，提出改动一个词。这发生在奥克斯出席了洛克菲勒中心的S.L.（罗克西）罗萨费尔的一个剧院开幕式之后。这是一次奢侈的场面，阿特金森对它的华丽提出了批评。奥克斯穿着正式的服装，在这天晚上回到阿特金森的桌前，提出阅读这篇评论的要求。他读完后，阿特金森看到一种痛苦的表情开始出现在奥克斯的脸上。奥克斯是罗克西的朋友和支持者，罗克西是一个可敬的娱乐界企业家，一个德国移民鞋匠的儿子——奥克斯敬慕任何经历艰苦努力取得成功的人，他能够预料到罗克西在读到这篇评论时会有多么烦恼。奥克斯一时也没有说什么，接着，这位白发苍苍的业主指着评论上的一行字，非常温和地和胆怯地问道：“阿特金森先生，你介意改动这个词吗？”阿特金森看了这个词，想到删除它也不影响句子的意思，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动，阿特金森很快就不再记得这是个什么词，但他很快改了它，接着阿道夫·奥克斯向他表示感激，说晚安，就离开了。

奥克斯的后继者尽管同样不愿干预他们的评论家，却仍然赞同奥克斯的对社会的助推者的哲学。1966年当报社的评论家严厉批评林肯中心的价值4.57千万美元的大都会歌剧院开张时，庞奇·苏兹贝格惊骇了。这次开幕式演出了塞缪尔·巴伯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受到了《纽约时报》的激烈批评：音乐评论家哈罗德·舍恩伯格发现它是“庸俗的”和“表现癖的”；剧中的芭蕾舞对克莱夫·巴恩斯来说是让人不满的；墙上的艺术品对约翰·卡纳迪来说是单调的；建筑物对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来说是“枯燥乏味的”；3800名首场观众，包括林登·约翰逊夫人、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和市长约翰·林赛，被夏洛特·柯蒂斯分别叫作“超级优等生”、“富豪”、“巨头”和“群氓”。庞奇·苏兹贝格读完《纽约时报》上的这五位评论家的评论后，惊叫起来：“我的上帝，他们不能找到点好的东西写写吗？”他向一些管理者表达了他的感觉，但没有暗示要限制这些评论家。如果他打算缓和一个评论家的口气，而评论家没有遵循他的意见，他也不会教训这位评论家，而是会调走他——之前，1966年8月，苏兹贝格对斯坦利·考夫曼就是这样做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逐渐知道了庞奇·苏兹贝格的计划：起初丹尼尔听卡特利奇说，在一次长期罢工后沃尔特·克尔工作的《先驱论坛报》刚刚同《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合并，克尔没有加入新的《世界论坛报》，《纽约时报》正考虑聘任他。丹尼尔打算告诉在康涅狄格休假的考夫曼，《纽约时报》正在和克尔进行这样的讨论。克尔当时在奥地利参加了萨尔茨堡的美国研究高级研究班。但在丹尼尔还没来得及去见考夫曼之前，事实上就是在考夫曼计划到丹尼尔办公室那一天，卡特利奇告诉丹尼尔，沃尔特·克尔已经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职位。

当考夫曼走进丹尼尔办公室时，这位主编显然受到了震动，羞愧得脸色发红——考夫曼以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人比这更难堪了，考夫曼开始为其感到遗憾。丹尼尔尽可能简单地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他已经向沃尔特·克尔提供了评论家的职位，他刚刚接受了它。丹尼尔很快继续说，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找到别的可以做的事情。丹尼尔说，在这个周末他会形成明确的想法，希望考夫曼也想想。考夫曼坐在桌子的对面，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有着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非常有尊严和自制力，没有生气。他虽然心烦意乱，但在这个场合他比丹尼尔更能控制着自己的表现。他甚至私下也没有对丹尼尔表示失望，知道丹尼尔和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也许就像这个决定本身一样使丹尼尔感到窘迫。当丹尼尔在考夫曼休假期间要求他回来时，考夫曼就曾想到，一定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