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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报纸整体上来说被人们怀有的希望给统治了。一开始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国家，因为美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当中前途未卜。直到停战协议的签订，他们的兴趣在于打败德国。他们的希望一直延续到俄国无法再继续战斗。当他们看到俄国的力量不如从前，就开始以干涉行为来与德国对抗。当与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干涉却依然存在。他们为自己的干涉行为找到了理由。德国危害作为干涉的理由直至停战协议的签署不再成立；而在那之后，“红灾”几乎马上就取而代之。“红灾”接下来又被对“白军”将军们的希望所替代。当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之后，“红灾”又出现了。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对俄国报道的不是事实，而是记者们自己想看到的。

查尔斯·默茨在纽约《世界报》社和李普曼一起密切工作，正是从李普曼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出售《世界报》的秘密谈判。1931年，在《世界报》关闭的前一天，默茨被《纽约时报》雇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纽约时报》所有编辑都没有提到他在《新共和》上的批评文章，以致他怀疑《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

年龄相仿的默茨和苏兹贝格在政治上都是自由分子，有许多共同点，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带他们的妻子去度假，在希兰代尔度周末。有时默茨会和苏兹贝格讨论《纽约时报》的政策。有时，他会帮助苏兹贝格完成《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这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苏兹贝格带进报纸的一种业余消遣。

苏兹贝格和其他编辑的个人关系不像和默茨的关系这样亲密。埃德温·詹姆斯1932年取代伯查尔就任主编，他对苏兹贝格的口味来说有点太执拗，但这位业主也找不出詹姆斯有什么不可宽容的事情。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是1923年从《论坛报》过来的，是个专横的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但他在《时报杂志》和评论部门干得极其出色，苏兹贝格不用干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确使苏兹贝格相当不舒服。有时苏兹贝格不敢相信在克罗克1927年从《世界报》来到《纽约时报》后不久，他本人曾经是克罗克的崇拜者。事实上，1933年奥克斯感到为难，他非常害怕政治专栏会把《纽约时报》拖进同非常重要的人物无休止的争论中，正是苏兹贝格有力地支持了克罗克办这样一个栏目的雄心。按奥克斯的标准，《纽约时报》有一个社论版，用来表达对艺术和娱乐的意见就足够了。在奥克斯看来，允许一个记者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说三道四，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奥克斯曾提议让克罗克从华盛顿给一个想象的人物写“信”，这个建议使克罗克觉得可怕。苏兹贝格同意克罗克的观点，最终说服奥克斯让克罗克写他愿意写的这个专栏。但奥克斯去世几年后，苏兹贝格开始理解了奥克斯的慎重。

即使克罗克的散文经常是严密的和复杂的，但在字里行间也有一种“底漆”，特别是在克罗克谈论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时。虽然苏兹贝格本人并不特别赞赏罗斯福，虽然《纽约时报》编辑部曾谴责他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最高法院之类的动机，但《纽约时报》的反对意见决不像克罗克那样具有个人色彩。苏兹贝格能够理解罗斯福公开地把克罗克叫作“小阿瑟”时表现出的那种恶意倾向。

罗斯福在一次克罗克没有参加的新闻界聚会上讲了一个典型的寓言。他说：“小阿瑟一次到巴黎旅行，想看看风景。他请求当一名仪仗兵，结果被派给了共和国的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如愿以偿。不久后，总统陪他来到罗浮宫，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啊！’小阿瑟赞叹道，‘多么优美，多么古典的美丽，何等的神圣！’但他走近一看说，‘哎呀！她有口臭！’”

阿瑟·克罗克反唇相讥地做出了反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狡猾的“教授”或“狐狸老弟”。克罗克指责罗斯福的罪恶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物都更无情、更聪明、更巧妙地极力压制正当的负面评论”。克罗克，一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把新政推行者视为一个威胁集团。这个集团正在毁灭美国的权利，利用联邦财政部来保住官位，推进那种会使国家屈服于更恶毒的自由主义者或“一种法西斯主义者”的立法。

在罗斯福的圈子里，克罗克习惯打击的目标是副国务卿萨纳·威尔斯。威尔斯最终辞职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彻底公开了威尔斯同国务卿科德尔·胡尔的不和，而胡尔是克罗克的朋友。被克罗克的短剑击中的另一个人是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克罗克写道：“霍普金斯先生有时也许会想到总统说或做的某些事情是不完美的。如果是这样，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压制住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