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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嘴唇紧闭，迅速转过身，走掉了。几天后，国内组的一个下属编辑向这位文字编辑出示了索尔兹伯里写的一个备忘录，指责这位文字编辑的错误判断，并且指责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不是真的，”这位文字编辑说，“我想解释一下。”

“噢，不，”这位下属编辑平静地说，“不要回答，小心为好。他现在掌握着许多家伙的材料。”

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