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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格林是个大块头的留着黑色波浪头发的人,穿着线条分明的深色服装,上面有闪闪发光的袖扣,打着白色或银色的领带。他迅速有力地对着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电话讲话。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在《纽约时报》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杂志》(Journal-American)的广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的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每一天都描绘着豪华的世界,在假日里去欧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着貂皮衣或佩戴着蒂芙尼珠宝的苗条的时装模特儿,一点儿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亲曾在新泽西州的南安博伊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岁时就去世了。尽管他也可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容易被他的广告的虚幻梦想所影响的人。

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个醉鬼睡在一个旧剧院后面的台阶上。格林能隐约地听到交通拥堵的警报器声。这声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骑警的注意,他将必不可少地指出新闻车或卡车停放不当,但不会拿出处罚单,因为他知道当天稍后他得把他的马拴进《纽约时报》装卸斜坡后面的围栏里。格林能感觉到楼下印刷机的震动,并且以完全不同于楼上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方式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权力。他的生活观肯定不同于十层的社论作者们的生活观,这些作者在平静的居处写作一些有时使格林感到恼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记得一天早晨,他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该文章批评在乔治·华盛顿桥南沿哈得孙河建的有豪华房间的新摩天大厦。依《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所见,这座大厦是对新泽西崖壁景观的亵渎。但格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最近刚刚向这些公寓的建筑者和拥有者出售了一份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这个工程的赞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对这篇社论是最恼火的,他坐在办公桌旁等着他们打电话来。他们甚至会撤销以后的广告,如果《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评论冒犯了大商人的话,在他们中间这是常见的反应。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论吸烟引起肺癌后,一个卷烟厂主撤销了广告,使报纸损失了几千美元。除了格林,报社的管理者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当《纽约时报》关心它的广告人想些什么时,一些管理者就说,那样做将不再是《纽约时报》了。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