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李斯的仓鼠哲学（第8/9页）

李斯听到这句话，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

当时，韩桓惠王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韩安。

如果我们回顾韩国的历史，会发现这个国家委实乏善可陈。战国七雄中，秦、楚、齐等大国自不待言，魏国有过百年霸权，赵国有过胡服骑射，即便是燕国也有乐毅破齐的光辉史。唯独韩国，有如一碗温吞吞的白开水，让人喝得没滋没味。整个战国时期，韩国就没有雄起过，它的战国史就是一部被侵略史。到了韩安上台的时候，韩国的面积已经大大缩水，国家积贫积弱，局势非常危险。

作为韩国的公室子弟，韩非是很想改变这种状况的。他自幼口吃，不善于言辞，便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竹简上，多次上书韩桓惠王和韩安，希望韩国能够变法图强。然而这些信都石沉大海，不见回音。韩非失望之余，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写出了《孤愤》《五蠹》《说林》《内外储》《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和李斯都被归于法家，而韩非更被认为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

从理论上讲，法家思想分为“法”“术”“势”三派，主张各不相同。

“势”派以慎到为代表，认为势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慎到是赵国人，大致与孟轲同时代，曾经在稷下学宫讲学。在慎到的思想中，势即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君王的才能不一定比别人高，但是因为他有权威，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叫人富，叫人穷，叫人贵，叫人贱，所以能够让别人为他服务。

“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申不害是新郑人，韩昭侯年间曾任韩国相国，他主张国君通过高超的手段来“玩转”政治，让臣下都围着国君转，让国君独断专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玩弄权术，强调的是手腕。

“法”派以商鞅为代表，主张通过制定和颁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严格执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韩非则主张法、术、势并用。

他指出，国君如果不懂权术就很容易被臣下蒙蔽，臣下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就很容易产生混乱，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工具。他分析商鞅治秦的得失，认为商鞅法令森严，赏厚刑重，使秦国得以富强，然而“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就是因为国君没有足够的权术来控制臣下。

除了驾驭臣下的术之外，国君还必须有势。韩非这样写道：“如果没有权威和严法，让尧、舜挨家挨户去宣传政策，说服老百姓，统治不了三户人家。”

因此，只有法、术、势三者兼用并施，才能国泰民安，从而成就帝王之业。

韩非进一步提出，君主用法、术、势治理国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者通过个人的魅力来进行统治。

换句话说，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需要提倡什么道德建设的。克林顿可以泡莱温斯基，不影响他行使美国总统的职权；普京可以和老婆离婚，也不会对他的政治前途产生不良影响。

韩非知道，他的这些理论，对当时绝大多数诸侯来说，很难理解，因为别人很难达到他的高度，所以特别写了一篇《说难》。

所谓说难，就是游说别人很艰难。

他这样写道：“游说的艰难不在于以我知道的知识去说服对方，也不在于能否用雄辩的口才来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在于是否有强大的气场来压服对方。难就难在要揣摩对方的心思，使自己的话语符合他的心意。”

简单说，自己懂道理是一回事，让别人明白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自己懂道理，就认为别人一定会接受，而是要想办法用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用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诱使别人接受。

因此，在韩非的文章中，出现了很多精彩的寓言故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宋国有位富人，因为下大雨冲坏了家里的墙壁。他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好，恐怕会招致盗贼。”邻居家的老头也这么说。当天晚上果然被盗，丢失了很多钱财。这位富人称赞自己的儿子聪明，却怀疑盗贼是邻居老头引来的；从前郑武公想要讨伐胡人，便将女儿嫁给胡人首领。不久之后他问群臣：“我想对外用兵，打谁比较好？”大夫关其思说：“胡人可伐。”郑武公大怒，说：“胡人和郑人亲如兄弟，你却说可伐，是何居心？”便将他杀了。胡人首领听到这件事，大为感动，从此对郑国不加防备。郑国乘机发动袭击，夺取了胡人的土地。

韩非问：“这两个故事中，邻人老头和关其思说的话都是对的，他们都很有见识，可为什么他们的遭遇却是轻则被疑、重则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