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你认为,今天世上还有一块可供哲学容身之地吗?

当然。可是,却只能建立在目前科学的知识与成就之上……哲学家们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绝起来,与科学不相往来了。科学,不但已经大大地扩大并改变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8)

气体动力学(gas dynamics)中的标准内容,是该作者担任古根海姆奖金研究员(Guggenheim Fellowship)时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据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业的需要左右。在这样一个架构里,针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予以证实,随之被视为一项重要步骤,因为它可以促成“通过对细微地心引力影响的考虑,造成弹道精确度”的改进。战后物理学的发展,愈来愈集中于这类具有军事应用的领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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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在20世纪无孔不入,20世纪也对自然科学依赖日深,这两方面都史无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弃自己对天文的学说以来,还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般,对自然科学感到如此不自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正是20世纪史学家必须处理的一大课题。不过在作者冒昧一试之前,对于这个矛盾现象,有几个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两国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人数,全部加起来约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实际从事研究实验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们,据估计在500万名左右。其中有100万人,是在科学头号大国的美国;比此稍高一点的人数,则在欧洲。[1]

虽说科学家的总数,仍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即使发达国家亦然——可是他们的人数,却在继续惊人地增加,在1970年后的20年间,几乎呈倍增之势,连最先进的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学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顶而已。这座冰山,是一股庞大的潜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纪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参见第十章),代表着全球总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学家,越来越通过高级“博士论文”的方式选拔,博士学位便成为进入科学这门行业的必备门票。以80年代为例,任选哪一个西方先进国家,平均每年每百万人口中,便产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学博士(Observatoire,1991)。这一类的国家,也在科学上花了天文数字的投资,而且其款项多来自公共资金——甚至连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某些最昂贵的所谓“大科学”,除了美国,还没有其他任何一国单独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连美国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崭新现象。虽然约九成的科学论文(论文数则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种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实上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却在20世纪宣告终了。大灾难的时期,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暂时得逞的那个年头,已经将科学的重心移向美国,并且从此就由美国长执牛耳。1900—1933年间,美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间,却暴增为77人。其他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实力经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 也成了境外中心、独立的研究重镇。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新西兰和南非,却基于国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学家们纷纷出走外流。与此同时,非欧洲系科学家也迅速崛起,尤以东亚及印度次大陆为首,且增长情况惊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遍数亚洲地区,只有一人得过一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荣衔——印度的物理学家拉曼(C.Raman)于1930年获物理学奖。但自1946年以来,却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当然,光看诺贝尔奖记录不足为凭,明显有低估亚洲的科学振兴之嫌;正如单凭1933年前的得奖名单,也有小觑当时美国的科学进展之虞。不过值此世纪末时,世界上的确也有部分地区,论其科学家的人数,不但实际数字偏低,相对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惊人的是,亚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名下得奖,而非以本籍获此荣衔(事实上在美国得主里,身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为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学家讲的是同一种国际语言,采取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反使他们大多集中于一两处拥有合适设备资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数几个高度发达的富国之内,其中尤以美国为最。当年的大灾难时期,世上的天才智囊为了政治理由纷纷从欧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来,主要却是为了经济原因由贫国改投富国。[3] 这一趋势并不足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总科研开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少得可怜,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