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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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36年,甚至到了1939年时,西班牙战争背后的真正意义仍远未被认识到。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在白费了10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被斯大林从他的日程表上抹去——至少一时仿佛如此。他不但一转而与希特勒交好(虽然双方都知道难以持久),甚至还指示共产国际运动放弃反法西斯的策略。这项决定愚不可及,也许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就是向来以不愿意冒任何风险闻名的斯大林不愿为此冒风险。[8] 但是到了1941年,共产国际总算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反对法西斯的理由。这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因而参战,简单地说,对抗法西斯之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大战,从此,这场战争不但具有军事性,同时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携手合作。欧洲境内每一个国家——不包括当时尚仰西方帝国主义鼻息的依附国家在内——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识形态,从左到右,只要愿意起来抵抗德国或意大利,现在都因大战而有合作之机。更何况欧洲各参战国家除英国以外,都已落入轴心势力手中,因此这场抗敌志士之战,基本上便属于一场平民之战,或可说由前述平民组成的武装之战。
欧洲各国地下抗敌运动的历史真相,至今多数依然如神话般成谜。因为战后各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基于战时抗敌的表现。法国的例子尤其极端,因为胜利之后的法国政府,和1940年与德求和并合作的政府毫无任何事实上的传承。而法国地下抗德组织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装力量更差,民众的支持并不普遍。战后的法国,是由戴高乐将军一手重建。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他本人便曾说过:“地下抗敌活动,不过是侥幸得胜的纸老虎。”(Gillois,1973,p.164.)时至今日,法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则依然不变:只有那些地下抗敌志士,以及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者,才算是大战的勇士。事实上因地下抵抗神话兴起的欧洲政权,并不止法国一国。
对于欧洲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此必须先做两点阐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意大利退出大战之前,地下活动的军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尔干部分地区以外,不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其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上及道德层面。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泛滥二十余年,极受欢迎,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予以支持。但在1943—1945年间各地普遍的地下抵抗运动浪潮之下,意大利的群众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兴起一股武装党派运动,近10万民众加入战斗,其中45000名不幸阵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这类抵抗运动的光荣记录,意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墨索里尼的记忆丢在脑后。可是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德国内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产党人和普鲁士军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拉拉的宗教人士及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不是早已于战火中死去,便是陷身于集中营。相反地,一帮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占领国的通敌者,自1945年后便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对抗社会主义的冷战揭幕,这类人才又重新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及情报行业,在地下秘密活动中大显身手。[9]
其次,除了波兰是一大例外之外,欧洲地下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多向左倾,其中原因十分明显。各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右派、保守人士,这些当地的有钱有势阶层,心里最恐惧的就是社会革命,因此对德国多表同情,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而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派的地方主义者,或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主义运动,对德国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从中得利,借着与德国合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拉芒、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家。此外,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共的立场,它们天生便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又一向言听计从。不过,教会中的政治相当复杂,若随便将之划归为“通敌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场而言,右派中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属政治路线里的常态。比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就是其意识阵营里的特殊情况。然而话说回来,再死硬的右派传统分子,一旦家国有难,直觉反应自然也是起来保家卫国。若说他们缺乏这种爱国心,当然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