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布哈林说:“我认为,我们今天正开始进入一个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很长,也许要花上50年的光阴,革命才能在全欧,最后在全世界,获得全面胜利。”

——蓝塞姆,《1919俄国六周记》

(Arthur Ransome,1919,p.54)

读雪莱的诗(更别提3000年前埃及农民的哀歌了),令人不寒而栗。诗中声声控诉压制与剥削。后之世人,是否依然会在同样的压制剥削之下读这些诗?他们是否也会说:“想不到,连那个时候……”

——1938年德国诗人布莱希特

读雪莱诗《暴政的假面》有感(Brecht,1964)

法国大革命以降,欧洲又发生了一场俄国革命。等于再次告诉世人,祖国的命运,一旦全然交托给贫苦卑贱的普罗大众,哪怕敌人再强悍,也终将被赶走。

——录自1944年意大利战时游击队

吉奥波纳第十九旅宣传壁报(Pavone,1991,p.406)

革命是20世纪战争之子:特定来说,革命指1917年创立了苏维埃联盟的俄国革命。到了1931年战争时代的第二阶段,苏联更摇身一变,成为世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但由广义来看,则泛指作为20世纪全球历史常数的历次革命。然而,若单凭战争本身,其实不足为交战国带来危机、崩溃与革命。事实上在1914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对那些旧有政权而言,众人都不认为战争会动摇国家。拿破仑一世即曾大发牢骚,认为奥地利皇帝就算再打上100次败仗,也可以继续逍遥,照样做他的万世皇帝——不然你看,普鲁士国王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军事上遭到惨败,国土又丢了大半,却还在那里当王。可是我拿破仑,贵为法国革命的骄子,却没有这种好命,只要吃上一次败仗,地位就大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改观。总体战争对国家人民需求之高,史无前例,势必将一国国力所能的负荷推至极限。更有甚者,战争代价的残酷,国家民族甚而濒于崩溃的临界点。纵观两次总体大战的结果,只有美国全身而退,甚至比战前更强。对其他所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同时便意味着大动乱的来临。

旧世界的命运,显然已经注定要衰亡了。旧社会、旧经济、旧政体,正像中国谚语所说,都已经“失天命”了。人类在等待另一个选择、另一条路径。而1914年时,这一条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欧洲多数国家里面,社会主义党派就代表着这个选择(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另有国内工人阶级的支持,内心则对历史注定的胜利充满信心,似乎革命前途一片大好,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一举将战争无谓的痛苦折磨,转变为富有正面价值的积极意义:因为痛苦折磨,原本就是新世界诞生时必有的流血阵痛啊。而俄国革命,或更精确一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正好向举世吹响了起义的号声。十月革命对20世纪的中心意义,可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于19世纪媲美。事实上,本书所论的“短20世纪”,时序上正好与十月革命诞生的苏俄大致吻合。这个巧合,实在不是偶然。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响,却远比其前辈深远普遍。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追寻的理想,传之后世的生命比布尔什维克为长,1917年革命事件产生的实际后果,却比1789年更为深远。一直到目前为止,十月革命催生的组织性革命运动,在现代史上仍数最为庞大可畏的势力。自伊斯兰创教征服各地以来,全球扩张能力最强的力量,首推这股革命运动。想当年,列宁悄悄抵达彼得格勒(Petrograd)的芬兰车站(Finland Station),三四十年之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于那“震撼世界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Reed,1919)的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共产党组织形式,正是列宁一手组织创建的标准模式。在1914—1945年间长期战争的第二阶段里面,全球又掀起了革命的二度高潮,而这一次,多数革命群众便开始追随苏联的脚步。本章的内容,即是这两阶段革命的历史经过;不过重点自然落在1917年初具雏形的首次革命,以及它对众多后续革命产生的特殊影响。

总而言之,这第一次的革命,深刻影响了日后所有继起革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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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几十年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都号称比资本主义优越,它不但是人类社会可以选择的另一条路,在历史上也注定将取代前者。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人否定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却毫不怀疑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间是一大例外(参见第五章),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70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