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与谢语（第2/3页）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际联盟在经济事务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 ，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20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事例，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I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20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C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1945 ），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 ），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1945 ）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沃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 ）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W.Davies）、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c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Ira 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 ），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德（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格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格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鲍姆（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