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湉的最后一日

载湉被宣告死亡，在1908年11月14日，至于到底是在宣告当时死亡还是此前已经翘了辫子，大家都说不清。先不管这些，咱们就当他死在这一刻。兹应吾友之请，写一段文字，想象若能多活一天，载湉会干些什么事儿。名义上，载湉是光绪皇帝，实际上，光绪一朝三十四年，真正话事的则是慈禧太后。很巧，慈禧死于1908年11月15日下午2点，那么，如果载湉能多活一天，就从这一刻算起。

尽管是想象文字，也得用通常逻辑搭个叙事框架，就是说，清代皇帝登基后，优先办理哪些事情？列祖列宗是怎么做的，载湉也会有样学样，这就是想象所用的通常逻辑。首先，新帝登基，应该隆重悼念先帝，一般做法是，上尊号，风光大葬，全国举哀，修订实录，刊刻御制文集，等等。不论在世时父子关系如何，这些事情都得做。譬如，嘉庆皇帝对乾隆皇帝“退而不休”，做太上皇任用“奸臣”，处处管着自己极为不满，好容易熬到乾隆挂了，怨气犹未消，但前述该做的事儿，一件不落，全做了。但这只是表面功夫，接下来的事，就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顺治鞭尸多尔衮，康熙擒鳌拜，雍正杀隆科多、年羹尧，嘉庆诛和珅，道光疏远松筠，咸丰罢斥穆彰阿，以及载湉的干妈慈禧，在咸丰死后，与恭王联手，对“顾命八大臣”痛下杀手，这都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则的极端体现。

载湉多活一天，所做的事，不会出此范围。当然，慈禧太后毕竟不是皇帝，可以给她上尊号、办国丧，但不必为她修实录、刻文集。清朝有所谓“祖训”，女人不许干政；慈禧是女人，不仅干政，甚至主政，然而为了维护祖训的严肃性，修订官方档案，还是尽量不说这类事为好。不过，慈禧毕竟在同治、光绪两朝实行了垂帘听政，天下周知，完全忽略也不行。怎么说，说多少，分寸不好拿捏，幸好，有内阁、有军机处、有翰林院，这是他们的分内事，不用皇帝过度操心，只要拿出一个指导性意见，诸臣自会搞定。

载湉将如何评价慈禧？在家门内，他是慈禧的侄子（载湉的爸爸是慈禧老公的哥哥）；在宫中，他是慈禧的儿子；论权力谱系，他是慈禧的继任者；自个人关系而言，他是慈禧的敌人—他的智囊团曾建议除掉慈禧，慈禧也曾动念废除他的帝位；而从政治理念来看，他们又是同路人，他们都有澄清政治、富国强兵的愿望，都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这不是俏皮话，这是实情。时代局限性只会制约历史事件的呈现效果，而不足以抹杀历史人物的苦心孤诣；光绪称不上伟大的帝王，慈禧绝对是一流的政治家。那么，关系如此复杂，情绪如此纠结，载湉要简明扼要说明他对慈禧的观感，提出对慈禧进行历史评价的指导意见，他会怎么说？于此，前辈的教训可以派上用场。

嘉庆所修《高宗实录》，对其父乾隆的文治武功，赞不绝口。书中的乾隆，不论时势如何，形象都是那么伟大，思想都是那么光辉，决策都是那么正确。这像极了清末民初自由撰稿人许指严在一位满洲朋友家看的十六叶“秘戏图”，各图女主角“丰癯颀短”“无一不备”，而男主角却是同一位“伟丈夫”，姿态有异，面目则一，据朋友相告，“此伟男即高宗圣容也”。但是，嘉庆发布应对白莲教肇乱的圣旨，却明明说道，此皆政治不修、官逼民反的恶果，而且，播种恶果，为时已久。也就是说，错不在本朝，错在“先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若然，作为儿子的嘉庆，并不真的相信作为老子的乾隆是百分百的“伟男”，并不真的认可有什么乾隆盛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旦错过，就是灾祸。这还叫什么盛世？只是，他运用高明的叙事策略，巧妙掩盖了他对父亲的愤懑。他说，肇乱祸胎虽在前朝，但是，怀胎的不是他爸爸，而是腐败低能的文武官员。于是，他顺理成章惩罚前朝旧臣，腾空了实施新政的地盘，为巩固专制打下基础—专制绝非天赋皇权，而要靠智勇双全、寸土必争的手段去争取。

这就是嘉庆给载湉的教训：对慈禧皇太后，一句坏话都不要讲。斯人已矣，鞭其尸、挫其骨、扬其灰，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反而让人小瞧了自个儿，留下气量狭小的口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树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国势越危，越要树立。不如此，怎么有理由清除前朝遗留下来的“乱臣贼子”？皇太后那么英明伟大，国家却是这个样，不教所谓先朝老臣负责，难道罪在朕躬不成？于是，载湉名正言顺着手开展第二项工作，打击保守势力，推行政治改革—严格地说，应是继续推行由慈禧定调并已施行数年的“晚清新政”。读者有兴趣，略为比较百日维新与晚清新政的项目，即知后者改革的广度深度强度都远远超过前者。当然，推行新政，本意为加强统治，孰料加速了灭亡，这是历史的恶作剧，属于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别无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