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李鸿章‖

李鸿章代笔事件

李鸿章死，不足百日，梁启超就为他做了论定，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又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李鸿章传》）。”罗尔纲不同意，说，“批评鸿章徒知效法西洋物质建设，而不明西洋所以富强的本源，那是错误的”“启超此论，殊厚诬鸿章”。为了说明鸿章身为“中兴名臣”，位高权重，何以不能戮力自强，振兴国家，罗尔纲强调首要原因在于当时的封疆大吏“自顾本省，力尚勉强可及，兼支全国，则势有所不能”，而“鸿章以一直隶总督，内则扼于翁同龢、李鸿藻辈，外则各省督、抚各自为谋，孤立无助，只以北洋一隅支持全国以与方兴的日本战，安得不败”（《淮军志》）。

梁启超撰《李鸿章传》时，才二十九岁，对湘、淮人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必有非常直观的感受，而对晚期帝国的实际操作则未了然，或以此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军功集团硕果仅存的大佬李鸿章真正拥有改变中国的力量，却没想到鸿章不仅慨叹“得君之难”，还常受清流之挤，方自固保位之不遑，何敢再有出位之思？或要等到戊戌政变，亡命海外，发现皇帝也自身难保；或再等到民国肇造，受了袁世凯的玩弄，这时回头想想中堂，启超才会生出同情的理解吧。

然而这个话题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是说说鸿章“内则扼于翁同龢”这个可以八卦的话题。其事得从翁同龢的三哥翁同书说起。

翁同书（1810—1865），比翁同龢年长二十岁，道光进士，咸丰末官至巡抚。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六日，同书奉调令回京，不过一星期，就被革职逮问。原来，初十日，新受命节制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上折严劾前安徽巡抚翁同书，说同书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定远失守时，不顾守土有责，“弃城远遁”，逃往寿州，随又勾结土匪苗沛霖，“屡疏保荐，养痈遗患”。而当十一年春，沛霖为报私仇，围攻寿州，同书既不能守，又不肯走（其时已奉回京另有任命之令），竟然遵了沛霖的“逆命”，逮捕地方团练绅士孙家泰，致其全族为沛霖杀害，事后反而“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前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间，同书上疏，一折三片，连篇累牍，说的却是“苗沛霖之必应诛剿”，有“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之语。两相对照，“大相矛盾”“判若天渊”，而且，事定之后给国藩写信，“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于是，国藩建议，对这种失守逃遁，酿成巨祸，而又“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坏官，务必请旨“革职拿问”，命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为了坚定中央惩办同书的决心，国藩最后加了一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安徽是两江总督辖区，故曰“职分所在”。至于“门第鼎盛”，请开列当时翁氏三代的职衔。同书父心存（1791—1862），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是所谓当朝宰相（按，清代不设宰相，民间俗称大学士为宰相，大学士兼管部务可称真相，若兼军机处领班大臣则是首相）；兄同爵，兵部员外郎（未来仕至巡抚）；弟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提督陕甘学政（未来也是宰相）；子曾源，恩赏举人（第二年即中状元）。而且，［咸丰六年（1856年）］“冬，赐御书福字，并文绮食物，自是岁以为常”（翁同书《顨斋自订年谱》）。于此可知翁家的“帝眷”有多深厚，于此也可知国藩参折那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有多冷峻。

奏上之日，即君臣缄口不能为同书开脱之日。当然，不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偶值下有警策之时，君上也有对策—无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八字诀。请看进程：二月，同书议以失陷城寨律治罪，拟斩监候。十一月初，心存病卒，特旨同书出狱治丧。次年二月再入狱。到了这年秋后问斩的前夕，太后没有“勾决”，只说“仍牢固监禁”；十二月，以“皖北肃清”“加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启程，至山西，有旨，改发甘肃营中效力。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卒于军，特旨复原官，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赐恤，谥文勤。

尽管没有送去菜市口砍头，其兄英年早逝，这份参折终脱不掉干系，其父卒年虽逾古稀，此折多少也有速死之效。自私谊而言，谓同龢与国藩有不共戴天之仇，并不过分。然而同龢心中似已放下了这事。当国藩以中兴元勋身份再回首都，同龢去“晤湘乡相国，无一语及前事”，并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冲动，心中所想，不过是“南望松楸（按，翁氏祖茔在常熟虞山），相隔愈远，往年犹得展拜墓下，今何可得哉。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翁同龢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晦日记］。显然公义战胜了私怨，时间冲淡了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