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出个未来

左宗棠生平最不得意的事，是会试未售。做了大官以后，他逮着机会就要骂几句进士。为什么骂进士？自己没考上呗。

同治五年（1866年）冬，宗棠从闽浙总督任调陕甘总督，赴任途中经过江西九江。九江道、九江知府与德化知县俱来迎送，他却“弗引为同调也”。为什么？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只有九江王同知，受到了左伯爵平易近人的礼遇。为什么？他是举人出身。寒暄几句，宗棠问同知，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明戏，说，举人好。宗棠故作惊讶，问，何出此言？同知说，这人一旦中了进士，若再点翰林，则须在诗赋、小楷上用功，否则，或在京做部曹，或赴省做知县，而皆“各有所事，无暇以治实学”。只有举人，能够“用志不纷”，专心讲求经世济民的真学问，何况“屡上公交车”，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途中可以“恢宏志气”“增广见闻”，所以说举人比进士好。

这番话实在自相矛盾。“屡上公交车”说的是举人因未考中进士，不得不连年复考，从头到尾，都是功名之念萦怀不去，哪里谈得上“恢宏志气”？宗棠当年三考不中，黯然出都，其时也没拿什么“志气”以傲人。

当然，如今位尊官大的宗棠，已经忘了当年的垂头丧气，只记得历览名山大川，访闻各地豪杰的意气勃发，于是，闻言“含笑称善”。会后，宗棠向人“极口赞誉”王同知，说九江地区看来看去也就王某是个人才。江西官场经中兴功臣这么一通批评，不由大震，纷纷打听王同知到底有哪些优秀事迹。调研结果出来，王某不过逢迎了一段举人的胡说，如此而已。各官不禁爽然久之，哭笑不得。

不过，到了陕甘任上，宗棠并未昏耄，还是受了谏言。同治十年（1871年）某日，与幕客闲谈，问，近来外间对我的评价如何？幕客云，别的都好，只是总说举人比进士牛气这事，惹得大家“啧有烦言”。宗棠愕然，曰：“汝语真耶？”幕府云，绝对保真。这话宗棠大概听进去了，次日，翰林散馆选授甘肃文县知县的陶模（未来的陕甘总督）谒见总督，宗棠虽知他是翰林，却未“弗引为同调”，而是“一见欢若生平”，此后更是历次保举，吹嘘备至，似已忘却浔阳旧事。

其实，宗棠一生知己，如胡林翼，如曾国藩，如郭嵩焘，如沈葆桢，全是进士出身，还都点了翰林，他可没有真拿举人身份去傲视这几位朋友。当然，这几位朋友也从来没有瞧不起他的出身。英雄不问出身，他何尝不知道，只是，盛气每能凌人，实至而名不归，遂偶以自卑为自傲，也是贤者不免的事情吧？

除了进士，左宗棠还喜欢骂曾国藩。国藩生前，已知宗棠“朝夕诟詈鄙人”，然而自觉“拙于口而钝于辩”，即欲回骂，“终亦处于不胜之势”，只能“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求个清静。国藩逝世，宗棠撰联表彰，虽谓“自愧不如元辅”，实则不能忘情，没过多久又接着骂了。

宗棠骂国藩，不择时，亦不择地。

有时在家里骂。一日，被家庭教师范赓听到。这位老师性情诚挚，语言质直，听到东家骂得太不堪，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严肃地说，您与曾公之间的矛盾，谁对谁错，鄙人不敢评论，但是说他“挟私”，这话我可不爱听（“则吾不愿闻”）。虽未见过曾公，然而他的谋国之忠，有口能说，难道天下人都是佞人？以此，“不敢附会”，还请老板自重。

有时在军营骂。宗棠“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而部将大多出身“老湘营”，曾国藩是他们的老领导。这些人固然不敢当面得罪大帅，可也不愿违心去说曾文正公的坏话，于是，只能在这个尴尬的场合强忍着恶心，心中默念：“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耳，何必朝夕对我辈絮聒？吾耳中已生茧矣。”

有时连骂数日。在两江总督任上，恩人潘世恩之子曾玮求见，本要请示地方公事，孰料“甫寒暄数言”，宗棠就大谈自己在西北的功绩，“刺刺不休，令人无可插口”。好不容易表功完毕，曾玮正拟“插口”，宗棠手一挥，说别，然后开始骂曾国藩。时已衰老，不能长久对客，副官不等骂完，“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公事还得继续，次日，曾玮又去了。宗棠心情不错，办了一桌酒，与他边喝边聊。曾玮想，这总能“乘间言事”了，孰料宗棠惦记昨日骂人“语尚未畅”“乃甫入座，即骂文正”，一直骂到散席。过了几天，曾玮贾勇来辞行，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孰料一见面，仍是骂曾国藩，骂完，不待“插口”，又讲西北功绩，结语则用来骂李鸿章与沈葆桢。（按，二人地位略逊于曾国藩，都是宗棠的老搭档。）还没骂完，副官担心大帅的身体，“复唱送客”，曾玮赶紧趁着宾主道别那一刻，强行“插口”“一陈公事”，才说了几句，宗棠兴致又起，“复连类及西陲事”。曾玮一听，头都要炸了，“不得已，疾趋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