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而难知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驾崩。二十六日，皇太子奕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咸丰，是为文宗。文宗登极，面临两桩棘手之事，一是南方的叛乱，二是英国的侵略。内忧外患，俱是其父的政治遗产，一时间并无有效的办法，文宗心绪甚恶，可想而知。就这么恶心了九个月，他总算想出一招，以为涤旧迎新的尝试。十月二十八日，文宗亲笔写下一道圣旨，谴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穆氏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就进入军机处，十六年（1836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为军机领班大臣，成为权倾一朝的“首相”。文宗将任职十五年之久的“首相”撤换，表面上看，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实际上，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达对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务”失措而酿成当下难局的不满；格于孝道，碍于颜面，他不能公开指责其父治国无方，只能拿前朝老臣开刀，于是，穆氏首当其冲，罪无可逃。

其次，他认为前朝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国大臣“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应担负最重的惩罚。不过，严格地讲，“阴柔”与“揣摩”，并不能视作实际的罪行，只能是一种微妙的观感。文宗亦明此义，故在谕旨末尾，特地强调了一句，说：“穆彰阿暗而难知。”

确实，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个“暗而难知”的人。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时有“穆党”之称；他与另一位“首相”曹振镛（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秘诀者）前后相继，左右了道光朝三十年的政局，养成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风气（曾国藩语）；他在鸦片战争时期掌控持权，赞成和议，罢黜林则徐，实为历史转型期的关键人物。但是，不论善恶忠奸，地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我们对他却知之甚少。当时的官方资料，只有《清史列传》一篇传记（《清史稿》本传即据此删节而成），仅述履历，不及其他；私家笔记倒是有十几条，但多是轶闻传说之类，且多被剿袭，是否廉得其情，不能无疑；民国至今，史学界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传记，甚至连研究他的论文也不过寥寥一二篇，品质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影子，后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却看不清他的面目。不过，细心观察阴影的形状，或能推知几分造影者的轮廓。

晚清学者李慈铭虽对穆彰阿的“误国”深恶痛绝，于“穆党”却有一番平情的议论，他说，穆氏“引掖后进，地道孤寒，虽多在门墙，而不离文字。较之树援植党、傅法持权者，尚有间也”；意谓穆氏虽构建了庞大的政治势力，但与传统上贪贿弄权、党同伐异的“奸臣”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他在培植人才方面还功大于过。此非泛泛之谈，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

曾国藩便是穆门高才的杰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百年无科第仕宦），经穆氏“引掖”，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以此，终生对恩师感激不尽；此外，季芝昌、骆秉章、劳崇光、李星沅、彭蕴章、何桂清、黄宗汉、叶名琛、郑敦谨、袁甲三、罗遵殿、乔松年、毛鸿宾、阎敬铭等咸、同、光三朝的大员，其人之政绩或有优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都出诸穆门，且与师门保持良好互动。可见，穆彰阿虽被皇帝扳倒，但是，“穆党”仍是构成整个皇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当然，从人性上分析，穆彰阿的行为也不算吊诡。对他来说，权力本身—甚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感觉—就具有极大的诱惑，远迈敛财货积带来的快感。

聊举三例：

第一，劳崇光由京官外放，临行登门请训，并奉上礼银，穆云，你在京清贫，哪来送礼的钱？日后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讲这个礼节吧。

第二，穆门某人，“气节人也”（穆语），以知县候补部吏，但任上有亏欠，无法交代。穆氏（其时已褫职家居）闻之，立赠三千两，替他解困。后来，此人“以杀贼死”，穆氏慨曰：“以三千金而成一节义之士，所获多矣。”

第三，骆秉章任御史，稽查户部银库，穆彰阿从旁打听他的节操，听说一毫陋规也不收，赞曰：“真体面，此是我门生。”

除了咸丰三年被皇帝“勒捐”一万两银子，穆彰阿并未受到罚没财产的处分，但他过世后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败，令来访的曾国藩大为感伤。适如时人的评价：“若谓之误事则有之，谓其贪黩则不然。”（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