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第二十五

林则徐认为英国的战斗力不高,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他还认为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的死命。

鸦片战争之后,东南沿海出洋谋生者渐多。1858年,在商订《中美天津条约》时,美国代表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建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国侨民”,被谭以中国“向不遣使国外”为由拒绝,美国代表进一步说明中国侨民人数“不下数十万”,且部分侨民“卒皆富有,似颇有保护价值”。谭说:“大皇帝抚有万民,区区浪民,漂流海外,何暇计及?”“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

“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对曾国藩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载有《观美国影戏记》,是一篇最早的中国人影评。影评说:“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歇凉,偕友人往观奇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做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种种诡异,不可名状……人生真梦幻泡影耳。”

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章开始时附和流行的看法,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江湖大盗”。后来章太炎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将军素以勇敢见称,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言,张见此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为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1913年5月,袁世凯让梁士诒给国民党人传话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廖仲恺相信苏俄不会向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只是要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并对廖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和醋,不能把他们当做正菜。”廖仲恺斥责戴季陶:“哪里懂得革命是什么东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一党专政”。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很多人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合国情的。钱端升、陈之迈、吴景超,甚至丁文江等人都赞成“新式独裁”。周佛海说,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它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礼、义、廉、耻的规律,贯注于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之中,变化国民气质,使人人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及实践力行的习性,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当时人传说,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讥笑这个运动时问:“新生活运动提倡走路要靠右走,那今后左边谁去走呢?”

张伯苓治校,虚心而立足传统,遇有问题就向教授请教,而其实用教育思想也暴露无遗。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出席教授会议,会中极力强调统计数字的功用,张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回答说:“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须去精研这些数字。例如:我们欲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多年,队伍庞大。有一次梁漱溟去做客,平教会开座谈会欢迎他,曹日昌带头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把座谈会开成了质询会。梁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直到问题提完了,才简单地回答一句:“这些问题,在我的《乡村建设理论》里都有答案。”座谈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