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第二十

王闿运好言霸王之学,据说曾多次劝曾国藩自立称帝。曾以其书生徒托空言,虽以礼接待,而不接纳其人其言。有一次,王侃侃而读,曾国藩低头不语,但以手沾茶水在案桌涂画,曾有事外出,王探头看见桌上写了许多“妄”字,遂明了自己在曾心中的印象。

1898年,曾朴认识了陈季同将军后,方知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他曾劝林琴南(畏卢)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但林听不懂他的劝告。后来曾朴对胡适说:“我在畏卢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姚公鹤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所在,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唯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公园禁止华人于理较欠圆转,不得已,就苏州河浜,南自白大桥起,另建华公园,为华人游息之所。此项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树木尚少攀折。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呢!”

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时,杨度拒绝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1901年,罗振玉在刘鹗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较重,端方急欲起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不够,更不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社会上一度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独秀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向他推荐中医,但他不愿服中药。孙中山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们仍然一再劝他服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