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第十六（第2/4页）

陆小曼对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张伯苓办南开大学，初期困难重重。在经费的筹措问题上，主要靠个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会良好声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军阀杨以德就给南开捐助很多，学生因此抗议，反对曹、杨为学校董事，认为不能以校董换取捐款，否则有损南开名声，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林语堂撰联自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世称其为“幽默大师”，他曾举释迦、基督、孔孟老庄之言来阐释幽默精义，说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也都是可以被宽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吴稚晖劝冯玉祥放弃干戈，冯亲拟一电报致吴：“南京吴稚晖先生：顷接先生之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数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岂不太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玉祥寒日。”

吴佩孚到北平后，华北局势日趋严重，驻北平国民党高级负责人经常有所更动。从张学良、何应钦、黄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时，蒋介石拟派人迎吴南下，因吴表示不愿而止。当时上海商会电箴吴保持晚节，吴有皓电回答说，“生平期关岳文史，春秋内外之义，尤所兢兢。旧京寄迹，殊服异俗之宾，从未一入门庭。”

邵元冲到广西游玩，见李宗仁、白崇禧，私谈后特到西安见蒋，恰好碰上西安事变。别人住在招待所平安无事，独邵大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开枪打死。南京报纸说他“闻蒋委员长有难，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国葬之礼”。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答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郭沫若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写“国难声中怀知堂”，文章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说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假使他“到南边来”，“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

抗战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向重庆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此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西安事变后遭囚禁的生活：“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苏青著有《结婚十年》，其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权，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其妇权主义纲领仅将圣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战中，甘地与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与尼赫鲁等人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蒋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罗斯福对印度总督说：“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绝食而亡。”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宋美龄插手，使英国政府极为恼火，向外长宋子文抗议，宋答说：“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