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军人势力与皇权

南朝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但未能转化成更发达的生产力,也难给政权提供充足的战争资源,已见上一章的分析。另外,在社会政治方面南朝最终被北朝吞并的原因,是皇权与军人势力之间多有抵牾和内斗,占用了本应用于对北战争的资源;且南方的军人势力未能创造一种足以保障自身持续存在、发展的氛围和文化,不同军人集团之间互相倾轧、取代,一直纷纭不休直至灭亡。本章即着重探讨南朝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问题。

本章的论述重点并非南朝政治史,而是从南北战争的角度来讨论南朝政治的一些特点。南朝历代政权的开创者,或自中下级军人起家,如刘裕、陈霸先;或由驻防北方边境的军事长官倒戈而夺权,如萧道成、萧衍,可以说都是从战争和军人集团中产生。在南北割据对峙中南方势力弱于北方,所以南北战争的形势对于东晋、南朝政权的影响更为明显。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以及其承平时期的南方政治格局,都受到南北战争的直接影响。和之前东晋的“门阀政治”相比,南朝政治的皇权独尊色彩更重;和同时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皇权却不够强大和稳定,皇权和军事将领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局面几乎贯穿了整个南朝政治的始终。所以,本章将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军人势力的形成与改朝换代;

(二)皇权与军人势力的关系,包括控制、打击和笼络;

(三)军事将领对皇权的态度,特别是其在皇位过渡中的作用;

(四)皇权—军人势力的发展方向与南朝政治走势。

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南朝政治时,多把刘裕、陈霸先等人称为“次等士族”“低等士族”“豪族”等等,[1]本书不采用这种观察角度。因为所谓“次等士族”“豪族”并无严格标准,像宋武帝刘裕出身耕田卖履的贫寒之家,识字数量有限,还曾因交不起社钱被拘捕,恐怕谈不上是“士族”;陈霸先是江浙人,靠在岭南做中级军官(州参军)起家,也与基于乡土势力的“豪族”无关。所以本书不再采用这种观察手段,而是侧重从职业身份上观察,像刘裕、萧道成、陈霸先这种上战场参战,靠积累战功出人头地、跻身社会上层者,都归入“军人势力”。萧衍不完全符合这种特征,因为其在战争素质方面乏善可陈,本书侧重讨论其军事力量的积累过程,即投靠在其麾下的职业军人的构成。[2]

第一节 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

从东晋到南朝的历次改朝换代,大都与对北战争中形成的特定军人集团有关。如刘裕建宋依赖北府兵,萧道成建齐依赖其驻防淮阴时经营的武装,萧衍建梁则依靠雍州武装,这些都已为治史者所熟知。只有陈霸先在入主建康之前没有与北方作战的经历,但当他除掉王僧辩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时,曾两度挫败了北齐军队的渡江攻势,才得以建立陈朝。所以对于陈霸先来说,对北方战争不是他组建武装的起点,而是其建立王朝的最后一道考验。且与以往宋、齐、梁相比,陈所受的北方军事压力更大,而军人势力与陈皇室合作,共同对抗北方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这个角度讲,陈朝的“军人共同体”特征尤为明显。

和以往刘裕、萧道成、萧衍崛起所依赖的军事力量相比,陈霸先军事集团的最鲜明特色,就是构成上的“开放性”。

首先,陈霸先重视团结那些割据的地方实力派,以便壮大自身武装。这和当时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在侯景之乱中,梁朝统治解体,各地官员和地方实力派纷纷武装自保,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众多割据者。陈霸先从岭南带出的军队也是这些割据武装中的一支。江陵梁元帝朝廷的陷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与王僧辩残部、王琳、北齐等敌人作战,陈霸先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支持者和同盟者。所以在他和陈蒨(文帝)两代,主要将领大都是相继招纳而来。比如陈霸先在岭南崛起及北上时,招纳的将帅主要有胡颖、徐度、杜棱、杜僧明、周文育、薛安都、欧阳;陈霸先初平侯景,驻扎京口时,又招纳了在沿江下游颇有地方势力的吴明彻、沈恪二人;在火并王僧辩之后,陈霸先又招纳了原梁元帝及王僧辩旧部侯瑱、徐世谱、周铁虎、程灵洗、韦载,以及割据地方的实力派鲁悉达、荀朗。陈霸先死后,文帝陈蒨继位,他继续对王琳武装作战,进占长江中游地区,并逐渐扫平了江南的各种割据势力,基本统一长江以南。陈蒨原在陈霸先麾下为将时,就与同乡章昭达“结君臣之分”[3]。击败王琳之后,文帝又争取了大量王琳旧部归降,如任忠、周炅和樊毅、樊猛兄弟。另外,陈蒨还逐一平定割据地方的实力派军阀。被他征入朝廷,改授官爵的实力派人物有割据巴山的黄法抃、桂州的淳于量、临川的周敷,这些人也在文帝朝及以后的征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不愿放弃独立的割据者也被陈文帝逐一铲平,如熊昙朗(割据豫章)、周迪(割据临川)、留异(割据东阳)、陈宝应(割据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