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第2/13页）

第一次南征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边部署迁都事务，一边试图发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时已用于新都建设，孝文只能从其他地区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务的官员对此不太积极，因为按照常理，北魏政权无力在迁都之际维持大规模战争，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误。御史台官对元澄等尚书官员提出弹劾，批评其在关西动员不力：

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6]

出土《高道悦墓志》对此事亦有记载：

荆扬未宾，豹尾翾路，星遣飞驲，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阅集洛阳。而兵使褰违，稽犯军律，宪省机要，理膺绳究。尚书仆射任城王，地戚人华，宠冠朝右。尚书右丞公孙良，才望冲远，天心眷遇。皆负气自高，曲树私惠。君并禁劾，会□洗咎，由此声格，遐迩敛属……[7]

核以墓志，《魏书·高道悦传》之“秋季”原为“季秋”，即是九月，集结地点是洛阳，正好乘冬季对南齐发起攻势。此事因牵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结到洛阳的兵员应远低于预计人数。

经过一年辗转，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规模的洛阳。此时，南齐宗室萧鸾刚刚篡夺帝位，齐政局迅速变幻，各种流言蜂起，边境有传闻称齐“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孝文帝有心乘机发动南伐，但负责政务的李冲和元澄二人反对，他们认为新都洛阳正在营建，暂无实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孝文也承认“襄阳款问，似当是虚”，曹虎未必真会投降，但他仍认为，即使没有适当的战机，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8]，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汉化改革密切相关。所以虽然没有时间进行充分动员准备，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战。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军分为四路，对南齐发起进攻，自西向东依次是：[9]

远西线：“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攻击汉中地区；稍后，驻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参与到进攻汉中的战事。这里是群山地带，军队行动缓慢，但魏军还是击溃了齐军的数座营垒，开始围攻南郑，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孝文帝在东线宣布撤军，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10]和其他几路魏军相比，元英这一路战果最多，但因为地处西陲，对全局战事影响甚微。

西线：“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负责接应传说中的曹虎投诚。因为魏、齐边界距离襄阳尚远，这路魏军的任务是先攻占南阳郡。但魏军将领城阳王鸾、卢渊、李佐、韦珍等互不统属，卢渊认为军粮缺乏，难以远征，遂先围攻赭阳县（今河南省叶县附近）。几路魏军作战消极，顿兵赭阳城下三个多月。当齐援军即将赶到时，卢渊率先逃命引起溃败，被齐军追杀损失惨重。[11]

中线：“大将军刘昶出义阳”，在上游渡过淮河，试图攻占义阳城。义阳是南齐司州治所，守军据城抵抗，魏军迟迟不能破城。当南齐援军陆续赶到时，孝文帝的撤军命令也传达至此，魏军遂撤回淮北境内。[12]

东线：“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攻击淮河中游南岸的寿阳、钟离等城，试图在淮南取得立足点。孝文帝本人则率禁军驻扎悬瓠城，这里向西南是义阳战场，向东南是钟离（包括寿阳）战场，便于指挥协调。

对于魏军攻势，萧鸾朝廷的反应和刘宋时期的历次对魏作战相似，就是坚壁清野，严密防守边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时紧急增援被围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线各路都未取得明显战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没攻克，遂亲率主力渡过淮河。齐人对孝文亲征的感观见诸《南齐书·魏虏传》：

宏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楯槊，缀接以黑虾蟆幡。牛车及驴、骆驼载军资妓女，三十许万人。[13]

可见魏军对南方人造成的震慑，主要是其军马和力畜的众多。不过“三十许万人”的数字也有些夸张，《资治通鉴》在收录这段内容时，改为了“众号三十万”[14]。元宏在寿阳八公山流连赋诗，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这里兵败的苻坚。他应当从苻坚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冒险。随后，元宏主力循淮河东下，与正在围攻钟离城的元衍东路军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