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纪南北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第6/12页）

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刘宋政权试图收复河南。刘义隆诏书称北伐兵力近十万，其中段宏所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52]，但这些数字都做了严重夸大，不能据此判断宋军的骑兵规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刘宋境内发生大规模内战，当时豫州刺史刘胡也投入到反对刘彧的阵营中，参加了向建康的进军。他统帅的部队有“众三万，铁骑二千”，在一次作战时，则言其有“步卒二万，铁马一千”[53]。第二次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则步骑比例为20：1。刘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对萧道成，集结士兵有“众二万人，骑五百匹”[54]，步骑比例为40：1。南齐时，为对抗魏孝文帝元宏进攻沔北，萧鸾派崔慧景“率众二万，骑千匹”前往援助，[55]步骑比例20：1。这些战争中，刘胡的豫州与北魏接境，骑兵比例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时得到了朝廷直属的“台军”补充，骑兵比例也较高。至于刘休范的江州，地处长江两岸，与北魏并不直接接境。可见内地的江州骑兵对步兵比例为1：40，这是东吴时主力军的正常水平。而边境州的比例能达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齐末，少帝萧宝卷昏乱，引起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萧衍在檄文中列举自己的兵力，其中说“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56]，似乎有二十个骑兵军、五万骑兵。但这种檄文的夸大之辞不能相信。当时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拼凑起五万骑兵。《梁书》载萧衍起兵时，集结其治下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韦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华山太守康绚“举郡以应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57]。这些战马构成了萧衍军的主要骑兵力量。这两人都是边境侨郡太守，因为地处北境，拥有较多的战马，步、骑比例10：1左右，骑兵占比非常高，但总量并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军队中的骑兵比例曾达到较高的数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诸军事的夏侯夔，“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步骑比例达5：1，几乎是南朝骑兵的巅峰。[58]这个时期骑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开通了与吐谷浑、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进口战马有关（参见下文）。另外，梁中期，陈庆之乘北魏内战带领七千士兵北征，当转战到虎牢城下时，已经能“率骑三千”与魏军作战。[59]这些战马应多为缴获而来。

战马来源与天监十三年西路“马道”的开通

东晋、南朝政权地处南方，与马匹原产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战马数量很有限，也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武装。关于东晋、南朝的战马来源，黎虎先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已有详尽论述，概言之，基本来自与北方政权的交易或战争虏获，以及辽东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这部分内容本书从略。[60]

但黎虎先生论文尚有可商榷补充之处。首先是东晋南朝的所谓“蜀马”，黎虎先生认为产地为蜀地（益州），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61]。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62]，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当然，西域马匹也可以不经过蜀地，而从河西和关中进入中原。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在彭城外对宋使节说，“脱须蜀马，亦有佳者”[63]，即准备送蜀马给宋人。这是因为拓跋焘已经平定了关中和河西，可以从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马”之故。蜀地在刘宋控制下从未失守，如果蜀马原产于蜀地，自然轮不到拓跋焘来送给宋人。[64]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险峻，沿途割据政权作梗等等，造成战马西来之路时通时塞，能够进入江南的马匹数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遣使入梁到达建康，从此，梁朝不仅建立了与吐谷浑的稳定联系，且吐谷浑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诸国，都能够过境吐谷浑与梁朝进行贸易交流。这从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马匹短缺的局面。《梁书》对此事的记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