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匈战争与骑兵冲击战术的肇端（第2/8页）

《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6]这个习俗宽急的背后，也是草原畜群的季节周期律。在秋冬季节集中起来的牧民会进行集体狩猎，这时的野兽和家畜一样正处在准备越冬阶段，肥壮且毛皮厚实，最有价值。有时，这种狩猎会集中数万骑士，围拢数百万猎物，规模之宏大不亚于一场白登之战。冒顿统一草原之后，这种大规模狩猎随时可以转变成对汉地的劫掠。汉文帝时，晁错向朝廷献守边备塞之计，他提到，游牧族经常流动到汉朝边境狩猎，一旦发现汉军戍卒不多，就立刻把狩猎变成侵略：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7]

汉初文帝、景帝时曾多次集结重兵防御匈奴，但每次主力赶到时，匈奴人早已饱掠而去。经过战国兼并战争、楚汉战争等等，中原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习惯了对抗和自己兵种、战术完全相同的敌人，对这种狩猎和劫掠随时切换的生活—战争模式几乎无暇应对。晁错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正反映了这种无奈局面。但对于匈奴人活动的基本季节性，当时汉人也有所了解。比如此后不久晁错的另一个上书就说，由于汉文帝刚拒绝了与匈奴和亲的提议，这个秋天到冬天匈奴肯定会来进犯，应提前准备加以防范：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注引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8]

对于游牧族在秋冬季发起战争的习惯，中原人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汉武帝时调任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匈奴，诏书称：“将军其率师东辕……以临右北平盛秋。”[9]就是防范匈奴人在秋季发动袭击。到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李陵分路出击匈奴，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接应李陵部。路博德不愿执行这个任务，遂上书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10]，待来春再行出击。但汉武帝否决了这个意见，命李陵部九月出发。这恰恰是匈奴人已经集中兵力的季节。李陵等行军一个月深入匈奴，果然被合围而全军覆没。汉宣帝时，西部羌人与匈奴联络，准备起兵反汉，老将赵充国也向朝廷建言防备，不然“到秋马肥，变必起矣”[11]。伴随着对匈奴人战术熟悉的过程，汉军也在总结应对之道。

第二节 文帝到武帝：探索中原骑兵进攻战略

刘邦之后的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北边地区一直受到匈奴人的劫掠危害。此时汉廷迫于连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执行“休养生息”政策，无力主动进攻。但汉廷一直在寻找防范匈奴威胁的策略。汉文帝时，晁错针对匈奴的骑兵优势建言说：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12]

晁错认为单纯比骑兵的马上射箭技术，汉军不如匈奴，但在平原地区（“易地”），可以用战车来冲击（“突”）敌骑兵。[13]稍后他又说“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即用战车和弓弩步兵对付平原上的匈奴人。此外晁错还提到当时刚刚投奔汉朝的数千名“降胡义渠”，他们“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即熟悉骑射之术，应当发给他们最好的铠甲、弓矢和战马，让他们与汉步兵、战车配合作战，“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个上书获得了汉文帝的称赞和采纳。

《汉书·匈奴传》赞（结束语）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14]

这个描述已经包含了汉初军人的取舍标准：使用降胡骑兵的事情出于华夏正统观念而被隐去了，战车也未被提及则是因为派不上用场，旋即已被淘汰。当时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被动防御，一般将临时性集结驻防称为“军”“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匈奴大举犯边，汉军又一次大规模集结防备北边和京师，著名的“周亚夫军细柳”就发生在此时。但被动防御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终不曾与汉军战车和弓弩步兵正面交战，“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15]。景帝以公主与单于和亲，但匈奴入侵仍时有发生。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还在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16]，驻防时间从冬季到六月（当时汉朝尚以十月为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