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的来历

上面我们提到,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文字十分流利,表述地道,显然出自母语为波斯语的人手笔。同时这份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严格遵循汉文诏书格式,特别是译文中出现汉文词汇8个,很值得注意。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帖木儿驸马”这个词,理应译为Temür Kürgen,即“帖木儿·曲烈干”。但波斯文本在翻译“驸马”这个词时,却径直使用汉语词汇,把汉字“驸马”音译为fūmā,也就是用了一个波斯人不懂的词。这说明波斯文本的翻译者可能不知道kürgen(驸马、女婿)这个词,只能用汉字音译来表达。要弄清这个现象的原因,就不能不简述一下明代官方波斯语翻译的情况。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书档案若干万卷,席卷运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秋,明太祖理政之暇,命儒臣选故元图书讲解时发现,运至南京的元廷藏书中有“西域图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元代和明初有些汉人文士了解“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未备”。但元时回回秘籍束于官府,汉人但闻其名而终不得一见。元亡后明太祖和他的臣子们有幸得见其书,确实很急于了解回回科学的独到之处。明太祖召见仕于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儿等,出所藏图书,要求他择其中“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弟译之”。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在翻译时,明太祖对海答儿等人明确指示:“尔西域人素习本音,兼通华语,其口以授儒,尔儒译其义,辑成文焉。惟直其述,毋澡绘。”(注:阔识牙耳(Kušyar,11世纪初叶阿拉伯科学家)著,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译:《回回天文书》,涵芬楼秘籍第3集,洪武十六年刻本影印本。)由此可见,洪武年中为政府翻译西域文献的主要是回回人。自元初至洪武回回人入居汉地虽然已经一百多年,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沿习西域“本音”,即波斯文,即使兼通汉语,汉文也程度不高,不能执笔写作。所以在翻译时采用回—汉合作方式,由回回译员阅读原文口授其义,与之合作的汉族文人笔录,有如佛经翻译初期的状况。

就在帖木儿之孙哈里送还傅安的那一年,即永乐五年(1407),明政府为培养与周边各族打交道的人才,设立了四夷馆。《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注:《明太宗实录》卷48。)这就是说,永乐五年四夷馆初设时,地点在南京长安左门之外,当时的生员38名均选自国子监。其在学期间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一石大米。其考试时间与开科取士时间一致。

明代《大学衍义补》对此也有记载,曰: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按明成祖)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取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注:《大学衍义补》卷145。)。

唐以前虽然已有的研习番文之风,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翻译佛经。为沟通非汉族当权者与普通百姓之间关系而设立学校,教授外族语言文字的事业始于金代而盛于元代。只有在明代,才有以沟通“华夷之情”为目标的官办番语教学机构——四夷馆。所以说,明成祖在永乐五年设立的四夷馆,从现代意义上说就是一所“亚洲研究院”。四夷馆隶属最高学术机关翰林院,其生员当初皆以举人为之。学成后要举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成绩优良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使之继续译书。后来为培养专攻番语的人才,生员改从“俊民”,即聪慧者中选取。学习期满,集六部大臣会考,通过者授以“冠带”,经过三年实习期后,才授以官职。

四夷馆初设时,这所“亚洲研究院”中有八个馆,即今天意义上的系,它们分别是鞑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西番、西天两馆分别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缅甸分别教授云南及其境外缅甸文字,鞑靼、女真两馆教授北亚地区语言文字,而负责培养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人才的为回回、高昌两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