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元时代垂河流域及周围地区的社会状况（第2/7页）

这些传教士在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国在位汗也孙帖木儿的优待。也孙帖木儿有病时曾招弗朗西思入宫诊治，因此允许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国自由传道。也孙帖木儿七岁之子也接受洗礼，被取名为朮安（John）。1340年也孙帖木儿死，察合台汗国内窝阔台后裔宗王阿里算端起兵夺取汗位，杀也孙帖木儿诸子。阿里算端为穆斯林，他强令天主教徒放弃信仰，并处死不肯服从其命令的欧洲传教士多人。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国的势力本来很小，经受这次打击后便消声匿迹了。（注：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79—290页。）

阿力麻里与虎思斡鲁朵两城之间，政治关系密切。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首领昔格纳黑的斤之子答失蛮的斤于回历657年（注：1258年12月29日—1259年12月17日。）逝于虎思八里（即虎思窝鲁朵），遗体运回阿力麻里，埋葬在宫中其父的陵墓里。（注：《苏拉赫词典补编》，华涛汉译本，第95页。）看来西辽时代至蒙古时代，阿力麻里与虎思斡耳朵为同一支哈剌鲁人所据，他们很可能就是哈剌汗朝末期不断骚扰哈剌汗朝都城虎思斡鲁朵的那支哈剌鲁人。

1977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治所在地昌吉新城之北的昌吉古城，工人们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了蒙古汗国时代银币一千三百余枚，绝大部分铸于东部草原城镇或邻接草原地区的城镇，其中最早的铸于阿力麻里。从铸币资料来看，这里从1240年起到1250年的十年中，发行了八种银币，此外还有1258—1259以及1271—1272年的铸币。（注：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十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见第56—57页。）前苏联中亚出土的古钱币资料也说明，这里是蒙古时代中亚银币的最早铸造地。（注：达维多维奇：《13世纪蒙古入侵后中亚的货币经济和商业的局部恢复（依据古钱币资料）》，载《亚非诸民族》（Е.А.Давидович，Денежноеичастиое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торговливсерднейАзиипослемонгольскогонашествия13в·［Донумизматичестимистониквм］，НародыАзиииАфрики）1970年第6期。）

普剌（Pulad）：又译作卜剌、不剌、孛罗、卜罗等，均为突厥语（波斯语Pulad的音译，义为钢）。地当交通要冲，距天池（今赛里木湖）不远。耶律楚材、刘郁、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等往来于东西之间时，均路过此地。阿里不哥之乱中，为叛军所据，后为察合台汗国收回。至元十三年（1276）失里吉叛乱后，落入察合台汗国手中。至大三年（1310），汪古部驸马朮安至此，将其父阔里吉思遗体移葬故土，当地围观者达千人以上，可见居民不少。据《完者都史》记载，至大（1308—1311）至至治（1321—1323）年间，察合台汗国驻普剌城沙赫纳忽里出黑（Quljuq），叛逃至元朝，向元朝驻守野孙漠连的大将脱火赤报告察合台汗国即将向元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据耶律楚材记载，卜剌城“附庸之邑三五”。而刘郁看见：“所种皆稻麦，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

我国考古学者50年代在博尔塔拉河谷中部发现古城遗址。（注：李遇春：《博尔塔拉州石人墓调查简记》，《文物》，1960年（第7—8期）。）据认为即为普剌城址。（注：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新疆昌吉出土的银币，有一部分铸于普剌。钱面上的地名普剌城，昌吉古币的研究者陈戈读为努拉特（Nulat）。（注：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十币研究》，第56—57页。）其词首辅音N-很可能是字母P-或B-的误读。除了银币之外，普剌城还铸造金币和铜币。1987年考古学者在博乐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发现蒙古汗国时代的金银铜币（注：蒋其祥：《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3—57页。），1990年3月，此地发现蒙古汗国时代铜币一千余枚。（注：李有松：《新疆博乐市发现察合台汗国铜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8—60页。）

铁木儿忏察：名见《西使记》。据常德记载，出普剌城“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城”。王国维以为此即《湛然居士集》卷3“过夏国新安县诗”所谓“松关”。列维试图把“铁木儿忏察”还原为Temürjam，即蒙语“铁之路”、或Temürjam jabsar，意为“铁之路关隘”。（注：布来特施乃德：《中世纪研究》卷1，第126、162页。）均不得要领。岑仲勉接受夏德的观点，认为常德的“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一句应断为“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注：岑仲勉：《阿里马城》。），更是错得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