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西征之前的忽阐河以东草原（第3/3页）

（二）商使往来的通道

阿母河以北地区规模狭小的绿洲经济，需要维持与邻近地区的经常的商品交换；而地处东西文明之间的地理位置又使长途贾贩成为当地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北朝、隋、唐时代的粟特商胡的后裔到了蒙古时代成了回回商贾，他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深入漠北草原与游牧民族交易牟利。《元朝秘史》第182节曾提到过一支活动在漠南、漠北地区之间的由回回人阿三率领的商队。成吉思汗的随从中也有札八儿火者这样的回回人。蒙古国、花剌子模两大强国的边境相连，大大便利了回回贾客。成吉思汗平定各部后，在东西商路上设置守卫，并颁布札撒，凡进入蒙古国土的商贾一律颁给凭照，携有贵重商品的商贾应直接护送到大汗那里。（注：《世界征服者史》，第90页。）

成吉思汗攻金之后，派遣花剌子模人马合木（Mahmud）、不花剌人阿里火者（‘AlīKhwāja）以及讹打剌人（Otrar）玉速甫（Yūsuf）至不花剌（Bukhārā），与花剌子模贸易。由于往来方便，又有厚利可图，上述三位回回商贾返回后，不少西域的回回商贾前往东方贸易。据志费尼记载，花剌子模的三名回回商贾——其中有忽毡的阿合马、阿米儿忽辛之子和也里城（Herat）的阿合马·巴勒只黑（Ahmad Balčikh）——组成一支商队，携带纳失失金锦、棉织品、不花剌城北毡单（Zandan）地方出产的一种织物名“毡单你赤”（Zandanič）及其他商品也来到蒙古。估计他们是经由察赤（Chach，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北行到赤麦干（čimkent，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即赛蓝［Sairam］），再东行至塔剌思，经碎叶川流域的虎思斡耳朵，到达亦列水流域的阿力麻里而前往蒙古的。

当他们踏上蒙古国疆土时，守护商路的军士见他们所携皆贵重之物，便把他们送到成吉思汗处。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为得到更多的回回珍奇，命令诸子、那颜、贵人各从自己的属民中抽出二至三人，携金银随这三位回回人赴花剌子模贸易。于是，来自各支蒙古贵族位下的回回人共450名组成了一支商队。成吉思汗命商队给花剌子模带去口讯表示：花剌子模的商队已经受到蒙古的接待，现蒙古的商队也前往花剌子模，希望两国和平相处。而据《札兰丁传》记载，成吉思汗的商使为四名，他们是讹打剌人乌马儿·火者（‘Umar Khwāja），蔑剌合人札马剌（al-Jamāl），不花剌人法合鲁丁（Fakhr al-Din）和也里城人阿米努丁（Amin al-Din）。

这支商队沿原路到达赛蓝，再沿阿雷思河（Arys）向下游行进，来到阿雷思河与忽阐河汇流处的花剌子模边城讹打剌城（Otrar）经商。讹打剌是10—13世纪忽阐河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从中国内地前往也的里河下游、斡罗思以至欧洲，必经此地。但他们为当地花剌子模守将所杀。

这位花剌子模守将《元史·太祖纪》称为“哈只儿·只阐秃”，《世界征服者传》称之为“亦难赤”（Ïnalčïq），据称他是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忒里蹇哈屯（Terken Khatun）的族人。（注：我国学者多将摩诃末沙的母后的名字音译作“秃儿罕”。笔者认为，这个名字的正确音译应为“忒里蹇”，即《辽史》中对皇后的称呼。参见拙文《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1989—1990；见此文第10节《忒俚蹇哈屯及与此称号有关之诸问题》，第91—93页。）忒里蹇哈屯是咽面部（Yemek）中的伯岳吾族（Baya’ut）人。这是一支钦察化的蒙古人。亦难赤曾受封为Ghayïr汗。由此判断，《元史·太祖纪》中的“哈只儿”，是他的封号Ghayïr的突厥语钦察方言读法Ghajïr的音译，而“只阑秃”，则是“亦难赤”（Ïnalčïq）这个字的钦察方言读法Jïnalčuq的汉语西北方言音译，这些都是他的封号和官称。摩诃末的父亲铁失沙在下诏给哈只儿时，曾称他为自己的“法儿簪得”（farzand，波斯语“孩子”）。他的突厥语名称为牙罕·脱黑迪（Yaγan Tuqdï，此言“象生”），而伊斯兰教教名则为塔只丁。（注：参见《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84页注3。“法儿簪得”，见于：《回回馆杂字·人物门》（第152词），旁注汉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