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性学观止》中文第6版序

20年前，贺兰特·凯查杜里安（Herant A. Katchadourian）的《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被引进中国时，中文版的版权页上还标着“内部发行”字样，它几乎被作为一个“打擦边球”的出版行为。

此书中文版（1989年）在当时的国内性学界就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籍。除了作为在性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又一例证，更重要的，是本书所体现、所强调的对性的全方位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和思考与国内多年来的习惯大不相同。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性在中国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锢的岁月。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段禁锢岁月仍然给中国性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最重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性被视为医学的附属物。

这不妨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我作为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的1994年之前，早就参加了中国性学会筹备委员会多年的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托身于医院或医学院的——皮肤科、泌尿科、妇科，等等，还有一些人士属于计划生育部门。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天经地义，以至于中国性学会自身也是挂靠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而我目前担任副会长的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则挂靠于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种在体制上被视为医学附属物的安排，并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看待性的视角和眼光。

因此，在国内，关于性的书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讲“临床”的，包括生理构造、生育、避孕、药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等，总之就是可以作为医学附属物的那些性问题。另一类是讲“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心理学、性与法律、性与文学艺术等，总之就是与“临床”无关的那些事情——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显然消受不了这些附属物。

据我大致的观察，上述两类书籍通常总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讲“临床”的通常不讲“文化”，讲“文化”的通常不讲“临床”。大家仿佛有着一个默认的分工原则。

再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临床”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科学知识”，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认为，对于性，只要讲那些“科学知识”就够了，别的讲多了非但无益，而且可能有害。他们也更喜欢使用“性科学”这样的措辞（而不是“性学”），因为将性窄化为某一类“科学知识”，确实可以在许多时候给我们带来较多的安全感。

这本《性学观止》在美国是被当作教材使用的，尽管也有许多一般公众阅读此书。说到“教材”，很容易又让人联想到“科学知识”上去了，况且性学教材在国内多半会与医学教材并列，被归入“理工农医”教材的大类中去，还是与“文化”或“人文精神”沾不上边。

但是这本《性学观止》，却是将上述两者放在同一本书中讲的，而且相互穿插交错，融为一体。这倒并非贺兰特·凯查杜里安的什么“创新”，因为在西方性学教材中，这是常见的做法。不过对于习惯于两者分离的中国性学界来说，《性学观止》这本书就相当有新意了。

为什么要将“临床”和“文化”放在一起讲呢？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科学知识”本来就应该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对于性学来说，这样大而化之的解释是特别不够的。

性学不是天文学或物理学——这类所谓的精密科学，确实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人文精神而讲论（绝对脱离也是不可能的），但性学却是一个脱离了文化或人文精神就绝对讲不好、讲不深、讲不透的学问。

因为性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所谓的“科学问题”，实际上它们同时又是伦理问题或文化问题。例如，关于男性的阳痿和女性的性冷淡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今大家通常都心照不宣地将话语约束在一个“政治正确”的框架中（就连本书也是如此），这样的对话可以保证在伦理道德方面无懈可击，但是许多情况下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类似的例子在性学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性学根本就是一个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

性学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它的影响。我们可以让天文学或物理学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包括独身者、儿童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脱离性或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