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苦与累（第2/2页）

“等试卷评定以后，主考官端坐堂上，地方政府相关官员站立一旁。所有的考生都要低头哈腰走到考官面前，跪地接受考官的教诲，不敢发出声音。得到自己的名次、接受教诲以后，各个考生从角门出去，等回到家里以后早已是面目全非，说不出话来了。”

艾南英所说的考试还仅仅是初级考试，到了乡试、会试的时候，考场的环境更差，搜查防弊更严格。清代乡试的考场检查极严，考试之前、考试之后、场内、场外，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考生夹带字条的防范尤其严格，考生进场的时候要全身进行严格的搜查。为防止夹带，还规定考生必须要穿可以拆缝的衣服，鞋和袜必须是单层的，皮衣不能有面，毡毯不能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被褥里面不能装棉，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交通嘱托，贿卖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

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描述顺天（北京）贡院的内部情形：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查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号舍是三面围墙，一面敞开，仅有一肩宽；上下有两块活动木板，考生将下面的木板后挪，权当座椅，将上面的木板前挪，伏在上面答卷。考试期间，考生终日禁锢其中，写作、饮食、休息都在狭小的空间内完成。号舍不仅狭小，还有“光线昏暗”、“漏风漏雨”、“夏热冬寒”等特点，远比童试、科试时的席地答卷辛苦）。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瞭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考生们要蓬头垢面地参加几天几场的考试，其中的艰苦更是难以诉说。多数的时候，考生在答卷的时候遇到天灾人祸，身体不支的时候就只能自己承担了。更糟糕的是，考场就是战场，考生和考生之间的倾轧、钩心斗角，让人更是心力俱疲。

来看些极端的考场悲剧：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建乡试时，由于天气酷热，考生中暑生病，头场就有四个人死在考场，第二场又有三个考生还没有考完就病死在号舍中。有的考生则发疯了，咸丰年间某次浙江乡试，一名山阴考生突然发疯。他不答题，只在试卷上题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黄土丛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署名是“山阴胡细娘”。“胡细娘”回到寓所便死了。光绪十一年（1885）浙江乡试第二场即将开始的黎明，一个考生用小刀在自己的腹部上猛划了十几下，被抬出了贡院。有的考生不堪忍受考场的巨大压力，直接在考场中自杀。光绪壬寅科（1902）浙江乡试，“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于蛇，一以烛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那得是多么巨大的苦楚和压力，才让后两位考生选择了那般痛苦的死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