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袭到考试，这是大进步（第2/2页）

当然，像白居易、王维这样行卷一次就大获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唐朝的读书人为了能做官，不得不低三下四，到处去求人，到处去投递自己的文稿，希望得到赏识和荐举。长安城中，“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旧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者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文献通考·选举二》）可称得上是斯文扫地。

在众多失败的投卷者中，最典型的可能要数中唐大文学家韩愈。韩愈出身无名无姓的布衣百姓家庭，虽然从小发奋学习，但历经三次挫折才考中进士，考中进士以后连续四次参加吏部录用考试都不合格，困居长安十年。他曾经自怨自叹地说，我想当个九品芝麻小官都成了奢望，想获得一亩之地的官舍都难以实现。所以说，唐朝读书人做官虽然简便、直接，但是普通人家子弟入仕还是相当困难。整个知识界和官场弥漫着一股请托和攀附权富的风气。等到韩愈做了大官，又成为文豪以后，他也成了读书人行卷的对象。有一次，有一个考中进士的读书人来找韩愈，希望韩愈推荐自己。韩愈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住在长安城里的某个寺庙里，表示自己清贫廉洁，然后在某天早晨出门游玩。这名进士一一照办。到了那一天，韩愈叫上另一位侍郎，一起去拜访这名进士，他已经遵照韩愈的嘱托出了门，韩愈和那名侍郎大人当然就扑了个空。于是，韩愈提笔在庙门口上大书：“侍郎韩愈、侍郎某某，至此访某某进士不遇。”由于这座庙在长安的繁华之地，人来人往，这条标语很快就传遍了整座京城。连两位朝廷高官、当代文豪亲自造访都找不到的进士，自然是名声大震，身价陡增。很快，他在吏部的录用考试当中高中榜首。

唐朝的科举考试也好，吏部录用考试也好，主观性因素实在是太大。整个过程看上去很严密，但实际上是一个花架子。到了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改革和完善。比如认真执行了武则天时期就实行的糊名制度，在试卷上不准出现考生的任何个人信息；同时建立了誊录制度。考生用墨笔作答的考试原卷被称为墨卷。为了防止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或者考生和考官串通后在考卷上留下特定的记号，有专门人员将糊名后的墨卷编号，交给抄写人员用红笔重新抄写一份答卷，新卷子叫作朱卷。朱卷抄写完毕以后，又有专门的校对人员将墨卷和朱卷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封存。墨卷存入档案，朱卷交给考官审阅。主考们选定高质量的朱卷后，再根据朱卷上的编号调出墨卷，拆开糊名的封口，查看考生的姓名、籍贯等。这个过程要当众开封，当众填写姓名，当众放榜公布。为了防止这一过程再有纰漏，放榜后，各地的试卷还要调礼部复查，称为磨勘。

宋朝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由皇帝在考试之前临时任命的。宋太宗任命翰林学士苏易简负责当年的科举考试。苏以简接受任命以后，为了避嫌，将自己关在贡院里不肯回家，也谢绝与外人往来，以示自己的清白、廉洁、公正。从此，考官接到任命后，都要被锁在贡院里面，称为锁院制。这项制度也成为一项惯例。

唐朝由吏部主持的官员录用考试，在宋朝也被取消了。读书人只要通过科举获得进士身份，也就等同于获得了官职。

宋朝对科举考试的大幅度规范和严格要求，大大限制了官僚特权，从效果上来看，基本扭转了唐朝读书人行卷行贿、依附权贵的恶行。这就保证了有才干的平民子弟进入仕途。在宋高宗绍兴十八年中举的三百三十名进士当中，姓赵的皇氏宗亲有二十五人，城市出身但未必都是官僚子弟的进士有三十人，其余将近三百人都是从农村乡间来的普通地主子弟或者干脆就是农民子弟。这就大大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开放和公正。宋朝的读书人只要有意当官、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基本上都能够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