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必须死（第2/2页）

岳飞和士卒同餐共饮，一杯酒、一小块肉都要分给部下。有的时候，酒太少了，他就加水，力争每个人都能尝到；每逢出师，如果士卒露宿街头，岳飞有房也不住，和大家一起露宿街头；遇到将士们婚丧嫁娶或者有个人困难、疾病，岳飞就和妻子一起亲自照顾，亲为调药。

岳飞从戎十余年，大小数百战，从未败北。张俊曾嫉妒地询问岳飞的用兵之术。岳飞说：“很简单，五个字：仁、信、智、勇、严，五者不可缺一。”张俊问：“‘严’字怎么解？”岳飞说：“‘严’，就是有功者重赏，无功者罚。”岳飞治军，部下凡立有战功的，即使是无名小卒，也论功行赏，从不遗漏。而对于儿子岳云，岳飞却违背了“严”字原则。平定杨幺、收复襄樊的时候，岳云功劳第一，但岳飞战后却把岳云从上报请赏的名单中钩掉了。最后还是朝廷按照铨叙的规定，任命岳云为武翼郎。后来，朝廷又特旨将岳云连升三级。岳飞力辞说：“士卒们斩将陷阵，立奇功才提一级。岳云只是我岳飞的儿子就得到高升，同军不同赏，我将何以服众？”因此，岳云始终没有得到提拔。

然而，作为政治人物，仅仅有功绩、品行出众是不够的。他们还要照顾到更多的内容。比如，岳飞出身普通农家，身上始终保持着单纯、真实、善良的农民品质。这放在农民身上是优点，但对拥兵一方的大将来说，却是缺点。他可能理解不了政治的复杂，进入不了政坛的幕后运作，同时不利于自我保护。岳飞的耿直、忠言，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同为主战派的战友们。前述岳飞奉劝赵构早立太子的言行，也是单纯、耿直的表现，却破坏了岳飞在赵构心中的良好印象。此外，岳飞“敢爱敢恨”的个性，也不适应政坛。比如在“淮西兵变”前后，朝廷背信弃义，没有将淮西军队交由岳飞统辖，同时又没有听取岳飞有关人事的建议，导致了兵变和降敌的严重后果。岳飞气愤难当，以“居母忧”的名义擅自脱离军队，跑到庐山为母亲守墓。湖广前线的军政大事，岳飞擅自交给了亲信张宪。这够得上“擅离职守”、将公权力“私相授受”的罪名了。更严重的是，当赵构非但不予追究，还下诏让岳飞复职之后，岳飞愣是待在庐山上不下来，这就算是“抗旨”了。后来还是赵构发下狠话，加上地方官员苦苦哀求，岳飞这才去复职。

岳飞言行的最高准则是国家利益，他真正做到了“精忠报国”。同时，他和古代的臣民们一样，将国家和君王等同了起来。在他眼中，赵构就是国家。但是，皇帝和国家并不是一回事，皇帝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比如，收复失地符合国家的利益，却不符合赵构的利益；削弱前线军队，抑制前方将领，符合赵构的利益，却不符合动荡的南宋的国家利益。岳飞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在“君王”与“国家”之间出现认知混乱，进而导致行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个人悲剧。有人把它称为“愚忠”，我把它视为“君国困境”。只要君主专制依然存在，只要皇帝宣称“朕即是国家”，这种困境就不会破除。

话说金军听说岳飞死了，摆酒祝贺。这实际上是对岳飞的极高评价。

千百年来，岳飞都被视为“忠君报国”的楷模，接受一代代后来者的顶礼膜拜。但他面临的“君国困境”，千百年始终没有化解。岳飞式的能臣悲剧，也一再上演。以岳飞为榜样的明代于谦，就遭遇了同样的悲剧。挣扎在“忠君”与“爱国”之间的人，犹豫在“崇上”和“干事”之间的人，始终不绝于史，而且为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