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2/5页）

啤酒是普通百姓的常见饮料，香槟、白兰地和葡萄酒则是达官贵人们的专享。葡萄酒大多为产自西部莱茵法尔茨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更受欢迎的则产自莱茵高（Rheingau）——即被英国人冠以“霍克酒”（Hock）之名的霍克海姆葡萄酒。另外还有弗朗克尼亚生产的灌在山羊睾丸形酒瓶中的席瓦娜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再次借用山羊睾丸形状寓意强大的性能力。出产雷司令白葡萄酒的摩泽尔位于巴登地区下萨尔河和上莱茵河之间的河谷地区。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谷和魏玛附近陡峭且怪石嶙峋的萨勒河谷也出产葡萄酒。《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香槟酒只能被命名为“塞克特酒”（Sekt）。因此，作为对法国科涅克白兰地的回应，德国白兰地酒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南方利用李子或樱桃酿造白兰地酒，北方则利用土豆和黑麦酿造杜松子酒。

甚至人们的用餐时间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一天的活动始于日出而止于日落：因为点灯的花费太高。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每天超过10小时，每周大于50小时。与工人截然相反，上流社会在日落后除了睡觉外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天黑后照样畅饮葡萄酒、享用晚餐是他们生活的显著特征。当时工人劳动时要携带面包、香肠和汤饮——食堂是以后才出现的事物。与工人截然相反，富人们的一天以小份鞍上早点和骑马开始，随后是“早餐”（déjeuner）——上流社会习惯用这个词表示午餐，下午五点钟在酒店与友人聊天或伴着音乐品用下午茶。正餐通常在晚上进行：晚八点之前进食被视为下等人的特征。餐桌摆满六或八道菜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餐桌上的奢靡程度成为衡量主人经济地位的标准，不论是迈森、柏林或宁芬堡生产的瓷器，还是鱼子酱、香槟、鲜鱼、鹿肉和非时令水果，都能体现身份。

19世纪末才出现的自来水在彼时还是奢侈品，而热水则专供富人享用。冲水厕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征，在彼时也是极其昂贵的。大多数厕所仍然臭气熏天，通常搭设在屋外的庭院处，木门上刻着心形图案（为什么要刻心形图案始终是个谜），由数个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并非没存在过，但始终被视为奢侈品。连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个澡时，也需要让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皇宫里。电力在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大规模推广——由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国电气联营公司（AEG）安装的电灯早在1876年就已将帝都柏林点亮——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为明亮，用人更为减少，环境更为良好。

现代技术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穷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开始逐步相互交织。自行车提高了人的速度，不过对当时的穷人来说仍属于贵重物品。火车亦是如此，车上尚设有四个等级的车厢：四等车厢售予那些搬运笨重行李的穷人，三等车厢售予拥有一般财富的中产阶层，二等车厢专售女士，一等车厢只留给富人。尽管如此，萨克森国王依旧抱怨众人的铁路出行太过于平等，因为国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辆火车同时出发、同时到达。时间也是使众人平等的伟大之物。因为铁路和工业必须要求标准时间，过去的陈规旧律不再适合。这种统一的标准时间和价格合理的怀表的普及，意味着量度时间不再是一项特权，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当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专利。极大地借助铁路的快捷与安全，他们可以四处周游。人们可以乘火车从柏林出发北上海利根达姆，以期在波罗的海岸边优雅的新古典风景中度过周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属里维埃拉，去到曾经令人望而却步现在变得愈发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间。因为在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Johanna Spyri）的畅销小说《海蒂》中，那个来自拉格斯温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着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火车和电车使得城市郊区不断扩大，花园城市和到乡间别墅过周末的想法得到实现。正如汉普斯德是伦敦百姓的休闲之所一样，格林瓦尔德和万湖（Wannsee）也成为柏林百姓的休闲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则也成为慕尼黑热爱大自然的富人们的休闲之所。

健康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件人们认真关注的事情，体育运动亦如此。在这件事情上，富人和穷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别：上流社会骄傲地炫耀着他们的英伦风，他们打高尔夫球并练习骑马。学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则会学习击剑，这与其是为了健康，倒不如是为了荣耀和名声。偶尔发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击剑决斗被视为一项社会地位的象征，如果决斗顺利，脸上能留下精心设计的伤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勋章，能够保证决斗的学子借助那层无形而强大的校友关系网快速跻身上流社会。热爱踢球的普通民众也会经常参加自行车赛和拳击赛。就连社会民主党自己也认为，工人阶级的体育活动在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体系下得到了良好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