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胡福贞口述

时 间：1997年12月10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火器营胡福贞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杨海英、关慧英(蓝靛厂满族文化站站长)

[访谈者按]清代八旗火器营有内、外之分，内火器营又分枪、炮两营，位于城内东四牌楼，训练则会于安定门外教场。外火器营建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时分散居住，训练时再集中，后来为使八旗满洲、蒙古弁兵“群聚环居，便于演习”，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采纳管理八旗火器营事务的蒙古都统色布腾巴勒珠尔的建议，将外火器营兵丁集中于安定门、德胜门外黄寺处，几年后又在京郊蓝靛厂修建外火器营营房，共建有官廨1024楹，官厅义学60间，炮甲连房6038间，又于营房西门外设大教场，命八旗满洲蒙古弁兵携眷移驻于此，使这里成为京郊一处最集中、最典型的八旗兵营，交融着兵营与民居的双重气息。

北京内城旗人聚居的格局，早在清中叶就已开始打破，城内的军事性质逐渐削弱，八旗间的界址相应消融，同一旗分、佐领的人们散居各地，严密的组织日益涣散，军纪随之废弛。加上嬉戏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骁勇善战的传统尽失。与之相比，倒是处于相对隔绝环境的外火器营官兵，更多也更持久地保持了八旗传统的纯朴旧习。满族学者金启孮在所著《北京郊区的满族》注111中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主，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当年蓝靛厂外火器营八旗子弟的生活与风情。蓝靛厂满族聚居区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北京市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也颇为民族学家在考察、研究满族历史与社会生活时所关注。

民国以后，外火器营八旗官兵断绝了生活来源，纷纷外逃谋生，日伪统治时期，两旗营房又被拆除改建成兵营，城外大教场处也被改建为飞机场，如今该地的满族住户已不及当地居民的1/4，这些变迁，在胡女士的回忆中有生动具体的体现。

胡福贞女士是由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先生推荐给我的，蓝靛厂满族文化工作站站长关慧英女士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在此谨向二位深致谢忱。按关女士当年65岁，本人也是北京旗人，她在访谈过程中的几次插话，已经放在注释之中。

我持这篇口述稿请胡女士过目并签字的时候，她很痛快地说：“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2016年元月再记：1997年，当我着手这项口述访谈计划的时候，外三营的格局尚存，十几年光阴一晃而过，那个当年我曾一条街道一条街道走过的蓝靛厂，如今一切都已不复得见。清廷在京城西北即今海淀区一带建立外三营的本意，是让旗兵避开京城的繁华喧嚣而专心致志于练武，但如今这一带，已是充斥着喧嚣繁华的闹市了。

胡福贞(以下简称胡)：我1917年生人，阴历二月初八，就在这儿生这儿长，没动过窝儿。我们这支的老姓儿不记得了，就知道姓胡，书上说是胡尔佳。我们家过去也是官，老祖名字叫西纳海，祖坟上说是副都统，记不清是入关时还是康熙多少年吧，打古北口，阵亡死的，脑袋没有了，皇上赐了一个金脑袋，加封一级，有一通碑。

从我大爷管事时家谱就没有了，传到谁手里了也不知道。我家从祖上到我这儿六代，都知道是旗人，但我的儿子全报的是汉族。从打清朝一败落，旗人受歧视，都是改(汉族)的，1978年三中全会不是才落实满族政策吗，后来也有改回来的。那以前谁知道？知道不就早改回来了吗？

1.我和我一家

胡：我家是镶蓝旗。我爷爷姓瑞，那时候指名为姓，叫瑞兴，后边是我三爷爷，八十几岁死在这儿了。原来全在这一块儿，后来慢慢儿地这也走了那也走了，有上山东的、天津的。

我父亲他们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分家搬城里去了，我大大(伯母)和二大大(二伯母)都是城里边的，都是旗人。就是我父亲母亲跟我爷爷在这儿过。我爷爷后来就不做事了，吃钱粮吃米。我太太(就是奶奶)有能耐，她是清河的人，也是满族的，姓关。她在家行四，还有五太太、六太太，都是我太太的妹妹。五太太给的也是在旗的，姓韩，在城里边禄米仓做过监发的官。六太太在镶黄旗那边住，给的也是在旗的。都是旗人。

后来我太太死了。我二姑比我父亲大13岁，她一直就在家看着(我们)。她后来结婚，30多岁又守寡了，守寡之后有一个儿子一姑娘，那姑娘还傻，抽风，她就又回娘家来了。她后来在红庙那儿住，过桥不到苏州街，就是那个红庙。

我大爷他生活好。他也是警界的，在哈德门注112外白水洼儿，可能是一警长。后来他不做事了，就指着画画为生，画山水、人物。那搭儿给人画画走外庄，往外走。我大爷一直就帮着我们，因为他是这家里的老大，什么我爷爷死了他发送啊，后来我三太太，就是我爷爷的嫂子死了，没儿没女，也是他发送。反正胡家的大小事都是他领头。他头里生了个小子，叫水子，12(岁)了，又生了我这个姐姐，生了姐姐那个小子死了，还是剩一个。这姑娘比我大5岁，在崇文门外那边住，现在不知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