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7/16页）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