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望历史（第7/17页）

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

“……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

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

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

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

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

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

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

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

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 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

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

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

“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

“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

“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

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

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 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