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

第一节新知识阶级的兴起

当封建时代的前期贵族不独专有政权和田土，并且专有知识。闲暇和教育是他们所独享，《诗》、《书》、《礼》、《乐》完全与平民绝缘，在封建组织演化中，贵族的后裔渐渐有降为平民的，知识也渐渐渗入民间，初时在野的学人有两种，一是躬耕食力的隐者，二是靠相礼或授徒糊口的“儒”，这两种人在孔子以前都已存在，虽然他们最初出现的时候不能确定。

《诗》三百篇中已有些隐者的诗，例如：

十亩之闲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又例如：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

这种淡泊自适的胸襟，决不是没有学养的人所能道的。孔子以前的隐者，也有见于记载的。前586年，晋国起了大地震，梁山崩坍，都人惊惧，晋侯派传车去召大夫伯宗来商议，伯宗在半路遇着一辆载重的大车，喝令避开。赶车的人说：与其等待我，不如停车绕道，还来得快些。伯宗见他有胆识，和他问讯。原来他是绛人，问以绛事。答道：梁山崩坍，听说召伯宗来商议。问：伯宗来又怎么办呢？那人答道：“山有朽坏的土壤便崩坍下来，可怎么办呢？国以山川为主。若山崩川竭，国君得暂时减却盛馔，除去盛服，停止音乐，改乘缦军（没装饰过），出宿郊外，并且命祝去献币，史去除辞，以致敬礼不过如此而已。便伯宗来，又怎么办呢？”伯宗要带他去见晋君，他不答应，后来拿他的话转告晋君，被采用了。这位赶车的隐者，其识见竟敌得过当世晋国最足智多谋的大夫。到了春秋末年，明哲的人隐遁的更多，孔子至有“贤者避世，其次避地”之叹。这辈隐者孔子师弟在游历的途中，屡有所遇，前面已叙及一例。但这时代的隐者和后来战国时代的隐者不同。他们在思想界是没有势力的。他们乃是真正的隐逸，既不著书立说，也没有当世的声名。他们的言行即使偶然闯入记载里，他们的姓氏也没有流传。

其次说“儒”。这一名词后世成了孔子信徒的专称，原初却不如此。《论语》里记孔子对一位弟子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孔门之外尽多孔子所不取的小人儒。最初的儒，大约是公室氏室所禄养的祝、宗、卜、史之类，因主家的灭亡或衰落，而失去世职流落民间的，他们本来是贵族的“智囊团”，多半是兼通《诗》、《书》、《礼》、《乐》的，所长特别是典礼的娴熟。他们失职之后，便靠帮助人家丧葬祭祀的大事（尤其是丧事）或传授《诗》、《书》和《礼》文，以为生活。别的社会分子也有传授他们的衣钵，继续他们的业务的。这辈人渐渐成为社会上一特殊的流品。古礼是他们的饭碗，守旧是他们的习性，文弱是他们的本分。因为他们的比较文弱，所以有儒之称，凡从需的字，大抵有柔缓的意思。他们之中也有堕落到只顾衣食，不讲廉耻，听说阔人有丧事，便率领子姓，如蚁附羶地不请自往；甚至有穷极无聊，乞人禾麦的。这类儒者大概即是孔子所谓小人儒。

伟大的儒者从孔子数起。“君子儒”的理想也是他首先提倡的。他和他的大弟子便是君子儒的榜样。他们也授徒，但不独传授技能，并且传授主义；他们也相礼，但把“礼之本”看得比礼文还重要。而且授徒相礼不过是他们的事业的一部分。他们最大的抱负乃在政治的建树，传统制度的拥护，武王周公时代的礼乐的复兴。孔子以前的儒者也许已有出仕于公室或氏室而做些家臣或邑宰之类的，但有主义，有操守地作政治活动的儒者，却以孔子为第一人。大概孔子死后，到了一个时期，所有的儒者，不分君子小人，或由师承，或由私淑，或由依附，都奉孔子为宗师。因此，儒与“孔子的信徒”合一。

但在春秋末年儒还只有职业阶级的意义而没有学派的意义。因为那时除了儒外似乎没有别的学派，至少别的特树一帜的学派。那时作政治活动的在野知识分子只有儒者。儒之成为学派的名称乃是战国初年的事；乃是有了与儒对抗的学派，即所谓“道术分裂”以后的事。最初与儒对抗的学派是墨翟所领导的墨家，和专替君做参谋，出法令的法家。而墨翟初时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初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在墨家和法家出现以前，在野的知识界差不多给儒包办了。

自墨家和法家兴起以后，那不稼穑，无恒产，而以做官或讲学为生活的知识分子，即所谓“文学游说之士”者，派别日益纷繁。同时在政权的争夺，强邻的抗拒，或侵略的进行当中，列国的君相因为人才的需要，对于这班游士礼遇日益隆重。最著的，如在齐宣王的朝廷中，被爵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的游士一时有七十六人，宣王在临淄稷门外的稷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因此有“稷下先生”的称号。其他来求利禄而未得进身的游士还不知凡几呢。直至燕人之难后，稷下讲学的风气还没有消灭。下文将要叙及的重要思想家中，如孟轲、邹衍、荀卿先后都到过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