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第6/13页）

由于日本和西欧（除英国外）都比美国更顽固地依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所以他们在从旧的商业活动向类似的新方向转型中往往落后于美国。此时在远东地区，中国和几个“小虎”——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主要因为优越的教育和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非洲、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后部分是因为人口对地区资源的压力，部分由于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占据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命运显得尤为突出。在1961年与苏联决裂之后，中国政府寻求以美国作为抗衡苏联的筹码。美国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1972年打开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中国却继续受不断加剧的内部动乱困扰。毛泽东和其他掌权的资深政治家憎恶他们的政治成就中所夹杂的官僚腐败，因此，他们尝试通过号召年轻的红卫兵来攻击已经确立的特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来再次点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到1981年激进分子已经失势；邓小平开创了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的新政策，但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并允许农民家庭自主生产和买卖，而且给予了一些工业（主要是消费品）类似的自由，这也说服了海外的华侨和外国人以快速增长的规模来中国投资建立新工厂。沿海地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出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

此外，人口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业污染加剧为中国的生态平衡又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免类似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但是其他工业化社会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比起苏联自1973年以来所经历的动乱都显得黯然失色。苏联在1932年五年计划开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些尚未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如水力、煤、石油、铁和其他矿产，以及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建设和工厂工作而尚未被雇佣的农民大军。在40年中数百万这样的工人将新资源投入到生产之中，保证了工业产品的迅速增长。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接下来的五年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加快）让大部分苏联人离开了农村，而这么做并没有影响农业产量，因为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可以维持进入到矿厂和新工业城市人们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70年代只有在中亚和穆斯林中还有剩余农村劳动力。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已经耗竭，所以劳动力和原料必须要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率。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苏联统治者自信地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联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时，生产极其复杂的军备所付出的代价也让人无法再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若干年里，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价格，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平衡了与外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的低效率生产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