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 （1700～1850年）（第3/6页）

在伦敦遥控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领土扩张。他们不喜欢军事冒险，因为它耗费金钱，而且打断贸易。他们的全部目的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都必须克制任何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或以任何手段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政府的企图。的确，公司许多职员都认识到，一小撮英国人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政策统治印度或维持他们在次大陆的有利地位。

只要印度继续存在真正独立的土邦，那么这个观点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当1818年最后的马拉特战争以英国轻松取胜而结束时，英国就没有军事竞争对手了。来自国内的传教压力、大量印度教徒合法的人道主义改革要求等都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穆斯林则希望不被干扰，但他们之间的争端和政治—军事弱点却招致第一批西方人入侵印度。

伊朗和突厥斯坦

如果与欧洲不断上升的势力相比，在伊朗和突厥斯坦，穆斯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耻辱性的衰落。诚然，废黜了萨菲王朝末帝、胜利地劫掠了印度的纳迪尔·沙阿（1736～1747年在位）的军事征服，以及阿富汗的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1747～1773年）同样辉煌的军事生涯，都极其符合他们祖先的武士传统。但这些伟大征服者当时遭遇的是以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事实上，无论他们何时远离故乡去冒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进口的大炮、火药和炮弹。在这些情况下，明智地分配由接近丰富的火药和炮弹供应地的农耕民族交纳的贡金，就能够培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在成功的巅峰时刻将其打垮。因此，从19世纪初起，伊朗和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少依靠地方因素，而更多地依靠英国、俄国的补助金和惩罚性的劫掠，这样就把英国军队于1839年引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到1850年，没有穆斯林乐意看到曾经骄傲的伊斯兰教王国衰落成一个悲哀的国家。没有文化复兴或仅仅文化觉醒来缓解政治黑暗景象；在经济领域，大约从1830年起，欧洲机器制造商品已经开始把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手工业地区挤垮到贫穷状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真主安拉究竟在哪里呢？

印度教改革

处于穆斯林世界的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发现，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秩序。印度教徒不能兴高采烈地旁观另一个入侵者毁灭异族的莫卧儿帝国（那是波斯和突厥的）在印度的统治。同样的主人更迭在过去已经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这次变化并不显得很奇特或特别重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在印度的存在没有引起印度教地区非常明显的反抗。印度教徒仅仅把欧洲人当作另一个种姓而已。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至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

但是19世纪初之后，英国和印度教都开始主动扩大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范围。传教学院不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而创办了，它们把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了印度。大量精力充沛的传教士私下来到印度，开始把英文书籍翻译成印度各地的方言。这为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也为印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一扇窗户。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伊斯兰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必然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卒于1833年）开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其遗孀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这一恶俗。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